全新的角度和高度
作者：伊诺 09-09-2009
现在全球资源在枯竭，因价值观引发的冲突仍不断升级，人类的未来将走向繁荣还是衰落？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取决于未来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着们能否合作与理解。作为希望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青年，不仅需要法律方面的知识，也需要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这将有助于加深对国际问题的理解，与寻求对其妥善解决的方法。
法学曾是我本科时的专业，法学是未来国家领导者所必备的知识，而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正是我的追求。中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经历了百年动荡，社会活动如气体运动般无序。有序的社会秩序是国家高效发展前提，而社会秩序需要用法律来保证。使中国社会进入更加有序的状态并高速发展成为了我的理想，于是我选择了法学。
当我开始学习中国法律后，发现这里充斥着谎言与欺骗，如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学习和复制谎言使我感到痛苦。但却激发了我对美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学习，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中国人性格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忍受、复制并制造谎言？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使我对以前学过的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质疑，并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中国近代 历史的阅读中，我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总是处处碰壁？难道仅仅是因为弱国无外交？为什么中国百年来缺少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国际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令我对政治科学着迷。在试卷上复制谎言取得高分，还是坚持实事与真理后只能拿到低分，我选择了后者。
法学和政治科学都是在研究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是二者的基础。只有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学好并用好这两门科学。首先，法学和政治科学都在研究如何使社会有序运转。法学在维护人类秩序时是通过条款和法规来实现的。而政治科学是通过政策来维护人类秩序。国际间政策的实施又需要法律条文约束。其次，法学和政治科学的基础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法律。 最后，法学和政治科学都需要学习者和制定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学好并用好这两门科学的必要条件。
近两年的教授国际学生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经验，使我观察到各国文化的差异并引发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同时发现了自己对教育工作的热情。从南韩学生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与我之前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没有真实的历史就如同找不到原点的坐标，这是中国人经历了百余年奋斗却仍在摸索强国之路的原因之一。日本学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震撼。近代中国人正是由于缺少这种精神导致在与日本多次对抗与竞争中失败。在别人获得成功后，美国学生从不吝啬自己真心的祝贺和欢呼。但这一场景在中国学生中却非常少见。在教授这一课程的时间里我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工作一天自己却从未觉得疲惫发现讲课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喜欢政治科学的主要领域有：America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ls and Methods、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我最感兴趣的领域是：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dels and Methods、East Asian Affaires。虽然因中国法学教科书里的谎言而失去对它的兴趣，但却激发了我对国际关系的兴趣，并将投身于国际事务（中美关系），寻求改善与促进中美关系的方法。我的理想职业是国际事务专家或是教授国际事务课程的教授。从政治科学中，我想学到的不仅仅是课程本身，还有分析和解决国际事务的方法，更宽广的视野。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和高度重新思考时，也许我会恍然发现解决中美问题的答案是那样简单与朴素。
纪念司徒雷登
作者：伊诺 10-14-2009
在司徒雷登的生命中，有五十年是在中国度过，
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北京东城区的盔甲厂胡同，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共产党执政后，将北京大学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为原燕京大学校址，新校名为北京大学。
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
解除关押后，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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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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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司徒先生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告别了中国。毛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
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开篇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在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一座已经挖好的墓穴前，在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司徒雷登的骨灰葬礼结束。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最后黯然告别了他第二故土，在这里有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有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有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和燕园。与司徒雷登曾经对中国的贡献相比，它似乎并不协调。司徒雷登晚年的遗愿是能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园的夫人身边；但是他的遗愿未能完全实现。在墓碑上，大幅的头像下面，只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他经历了中国内战，经历了中国传统价值观急剧转折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讥讽和谩骂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字中流出。今天毛所遗留的意识仍然在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并且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还在继续。司徒雷登曾经期望的归宿，燕园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这里的学子以五四精神而自豪，以反帝反封建的叛逆与狂热而骄傲。不幸的是，司徒雷登的价值观与这个社会是不重合的，是冲突的，他的归宿与结局也就成为必然。也许他的骨灰永远不会葬在其夫人的墓旁，除非有一天，自由和民主成为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透过司徒雷登的归宿，人们似乎可以预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和结局，因为司徒雷登的归宿恰是这种关系的缩影。
宁有种乎
作者：伊诺 10-14-2008
你是否胸怀远大的政治报复，却由于平凡的出身而无法实现？你是否象两千多年前的陈涉一样，有过这样的哀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天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已经用事实做出了回答：王侯将相本无种！
在西方出身平民的政治人物比比皆是。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前总统克林顿出身于平民家庭，年轻时因与肯尼迪的握手萌发了入主白宫的志向，经过自己不懈的奋斗，终尝所愿；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热门人选奥巴马，平民的出身和黑色的皮肤，为他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出生在苏格兰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很小的时候就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凭借担任财政大臣期间的出色表现，最终入住唐宁街10号。
在亚洲等国也都如是。有“推土机”之称的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幼年时家贫，做过许多杂活，曾经于美军军营外贩卖寿司卷。但贫困的生活没有阻止他实现梦想的脚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出生于渔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半工半读于东京市立商校。后投身政治，在社会党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联合建立三党联合政府时当选为日本首相。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曾是卖炸香蕉的街头商贩，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一国之相。在位二十年，一次次向世人证明，平凡的马哈迪也可以造就不平凡的人生！
贫穷的非洲大陆也是如此。穆加贝生于津巴布韦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但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津巴布韦总统。加纳前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出身贫寒，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他曾做过小学教员，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他两次被捕入狱，受尽磨难。加纳宣布独立后恩克鲁玛出任首任总统。最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大陆上的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坎坷的人生铸就了她坚毅的性格。对于经历了14年内战的利比里亚来说，人民相信她将带领他们走出贫困。
今天，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再到非洲，世界90%以上的国家总统由人民选出。他们既可以出自王侯将相，也可以来自寻常百姓。人民有选举的权力，人民也有被选举的权力，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的潮流。
日本印象(改写)
改写: 伊诺 10-30-2008 原文链接
日本国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是丘陵和山地，在这片狭长的土地上养育了2亿多人口。来日本之前，我以为日本人之间都充满敌意，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好战和残忍的气氛。但当到日本后，我却发现日本人善良热情，日本社会和谐有序。
日本人的服务热情周到。在进入日本东京时，接待我们的是日本海关检查员，当他们看到我们全部都是小学生时，他们给我们开了一条特殊通道，并在最快的时候给我们办了入关手续。在超市结帐时，收银员不但动作熟练、态度谦恭热情，而且嘴里还依次报出商品价格、收到钞票的价格、每张找零钞票、每枚硬币的币值，最后微笑着说欢迎下次光临的词句并不停鞠躬。
日本人对他人友好真诚。参观东京浅草雷门观音庙时，在门口我看到一个巨大的捐款箱上面写道�紧急为中国四川灾区捐款箱�里面装满了各种不同票面的日币，好多游客都纷纷投下善款。刚好有一群日本的学生，当他们一个个将钱币投入捐款箱时，还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为四川灾民祈祷。当来到的山梨县骏台甲府小学时，该校副校长由于前天出了意外，脚骨折打上了厚厚的石灰膏。他完全可以在家养伤，但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他撑上拐杖一直陪同我们参观。
日本的社会福利完善。日本人男女退休都是60岁，退休后拿70%左右的工资，医疗都有福利保险，很多老人由于闲不住，所以会出来工作。日本老人生活是十分惬意的。日本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全国的学校按统一标准配备设备和设施，除了营养津贴，学生全部免费入学，不收一分钱。日本没有太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日本人口密度很高，但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每生育一名子女，日本政府补贴30万日元。
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到了下榻的酒店，便到了用晚饭的时间，领队让我们把行李放在大堂，全体去餐厅用餐，我习惯性的问领队何人关照行李。领队告诉我，在日本行李不用人照看，绝无遗失之虑。日本街上的警察很少，人们驾驶时都会自觉按照交通法规行驶。
日本的环境整洁卫生。在日本街头上，地面上找不到一点垃圾，也很难找到一个垃圾桶。听日本的导游说，日本人都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从来不会乱丢垃圾。晚上走在日本的街道上，在夜色中街道几乎纤尘不染，十分洁净。在日本街头车辆并不多，日本人懂得节俭环保，他们开的私家车也以环保节油为主。
在回来的飞机上回顾这几日的所见所闻，无论是日本人对他人的善意，还是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都令人难忘。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在明治维新时他与中国同时起步，日本人却学到了西方国家的精髓，而中国人至今仍在千年帝制的黑暗中苦苦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