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框歪了若不歪着走路，如何进得去厅堂？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使得中国正当的官、商、百工行为尽数被扭曲。多数人都为生存而有背离君子事，除腹语杯葛之外绝不肯大声疾呼挺身抗争。渴望正义却追随邪恶，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国民心态，只有邪恶国民中走出敢于牺牲荣誉的人，正义才可重现，他的牺牲绝无荣耀，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
---------江南樵夫
失去了传统的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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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是一个民族反省的黄金时代。
先有台湾的柏杨、李敖……后有大陆的苏晓康，王鲁相……他们不约而同认为中国人应该彻底砸烂落后腐朽的传统思维和传统生活方式，从酱缸文化、黃土文明走向海洋文化、蓝色文明。这样的声音曾一时在大陆的天空，在国人清算文化大革命旧帐的愤怒中甚嚣尘上。
可是，有一个事实他们狭隘的眼光却从来没有关注到，这就是毛泽东早于他们近二十年就已经实践了这种理论。撇开政治因素不去说它，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毛其实是在继续完成“五四”未竟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人的第二次砸“孔家店”，而这次进行的相当彻底，而且是毁灭性的，深深触及民族灵魂。
毛泽东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中国文化中他认为是劣根性的部分进行了最彻底的清算。破四旧、反官僚、反迷信、反儒教。打破传统，让从来习惯逆来顺受、墨守成规的中国人开始多向思维，追求民主、平等，反潮流、反权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挑战，那么上世纪中叶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就其实已经彻底进行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抛弃。可是对传统文化旷日持久革命的后果却事与愿违，多少仁人志士近百年的努力，却造就了一个从灵魂到身体都放荡不堪的怪异民族。今天的这个民族尽数失去了传统，没有信仰，缺乏道德，公然质疑高尚。近百年的文化磨难，当他们蓦然回首时，看见的并不是一个浴火重生后朝气蓬勃的先进文明，恰恰相反，失去传统以后的国人不仅丑陋如故，甚至比及从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竟毫无廉恥的任然将这丑陋理所当然地归咎于早已失去的文化传统。
而那些砸烂传统文化的始作俑者——中国近百年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肉食者”们——末法之时，竟也百感交集，终于又回想起文化传统的伟大意义和道德力量对于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说：要“八荣八恥”，要“以德治国”，要创建“和谐社会”，从而形成今天国人复辟儒学的怪异历史心态。
这种诡异的举动，本身不过是一出为保存“基本制度”无所不用其极的功利主义政治闹剧，它所表现出来的丑且陋的无耻难道也任然来自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之劣根性吗？其实，今日国人之丑陋是无法再归罪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今日之国人早已丧失“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道德准则”，又哪里还有什么“文化劣根性”！高抬自己了！
今日之中国人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人，今日国人之丑陋也根本无法再推给传统文化。丑陋只不过数典忘祖放荡形骸以后自身业造的“劣迹”，哪里还能归咎清高典雅之文化“劣根”，这一点，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都必须清楚认识，善加区别。有个美国历史学家说过，现在的罗马人不是古代的罗马人，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代的埃及人……而现代的中国人却就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中国人。
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其实是不全面的。这里应该特指“人种”而非文化。如果一定要影射文化，那也至少应该加上个注脚说：文革以前的中国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而文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则早已经不再是古代的中国人了。
历史学家们说，一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彼此交流（比如通婚和侵略）频率决定这个文明的历史发展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文明进步上独领风骚数百年的现代西方文明正是从被砸碎的古罗马废墟上快速发展起来，腐朽的罗马文明正是被西迁的阿瓦尔人、匈奴人……彻底砸碎以后，才有了全新文明融合和高速发展的契机。但让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放之中国而不准？中国人砸碎旧有传统以后难道就只能建立起失去廉恥的官商文化吗？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那些所谓学者们只是后知后觉者，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是马后炮或两面派。他们在宣扬继续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滑稽的企盼彻底否定毛泽东。殊不知，后者正是砸烂中国文化的实践先驱者，是替他们开路的老祖宗！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唯一缺乏、也是迫切需要重建的正是一个建立在被他们一起砸的稀烂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整合了整个人类文明成就和良知、宽容而理性的伦理道德秩序。
文人，尤其是中国近代的文人，其眼光和智慧，大抵如此！宁不可悲乎！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级人才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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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废‘伪’”辩论双方共同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度，真理的天平从来都由官方来掌握。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官方高层对认识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内十年来一些极端思潮和观点的清算，“反伪科学”扩大化的情况开始扭转。但这种对真理的理性回归因为不是自然而是人为的，所以此消彼长，无法归于平静。那些正沉浸于反“反伪科学”扩大化斗争胜利喜悦中的斗士们却由于存在和过去那些“反伪斗士”同样的认识局限性，遂矫枉过正，又荒谬地开始了反对《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提法的战争，大有欲将“反伪斗士”赶尽杀绝之势。
凤凰台也推波助澜，还不失时机的于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邀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先生和著名反伪斗士司马南男士、何祚庥院士等在“一虎一席谈”节目就是否应该废除《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提法的内容进行了公开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的起因源自两件事：
其一、是有个叫张功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从他仅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修养出发，牵头在网上搞了个万人签名，要求废除中医这个“伪科学”；
其二、是因“其一”而引发的一百五十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要求废除《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提法事件。真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时间中国学界上空乌云弥漫，飞沙走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其实，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丑闻。
在精通逻辑和认识论的人看来，有关“伪科学”提法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好比“两小儿辩日”一样初级。如此舍本逐末，说明中国学界无人，更沒有大师！这是中国认识领域的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实质。
“废伪”辩论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他们无一例外地、本能地、想当然地在潜意识中预设了“科学无限正确”这样一个荒谬前提。
因此，“废‘伪’”派认为科学因为是无法定义的，所以“伪科学”并不存在。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缺乏逻辑常识的判断。他们不假思索的认为科学是无限扩展的、无界限的认识范畴，是人类认识体系的全部，因此是不可能有对立面的。但事实上科学根本不是一个无限范畴，他只是人类整个认知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子系统，他从来都被他的对立面所约束着。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才是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论。
有人说，科学是沒有固定定义的，但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存在，它的定义虽然并不是由个别人或组织所能规定的，但我们应该可以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思维基础等表象中发现并归纳总结出他的一般性定义，这是最合理的逻辑方法。
并不能因为迄今还沒有人做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或已经最接近本质的定义科学的工作，就否认科学这个范畴的有限性。
我就可以尝试性的来定义一下科学：科学是在实证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以逻辑归纳、推演等方法作为工具来认识自然的一种认知系统。因为其所用工具的缺陷使得科学的结论通常都具有偶然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科学和宗教、玄学……甚至艺术、美学……等体系一起构成人类认识自然、了解真理的认知体系。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世界观基础和所使用工具方法的不同。
因此，我们发现从逻辑上来看，科学不是个无限概念，它一定存在对立面，伪科学的存在毫无疑问。
那么什么是伪科学呢？
伪科学就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不用或错用科学的方法得出一个强称为科学结论的行为。
“反伪斗士”们的科学“打假”是无可厚非，只是科学既不能完全代表真理，打击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伪科学”的意义就不能和打击“伪真理”等同了，基本上只能说这些花精力搞反伪科学扩大化的人是错把科学当“真理”而陶醉于自欺欺人之“真理斗士”幻觉中的愚蠢人群。
所以《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的有关规定相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那些对反伪科学扩大化义愤填膺的仁人志士们之所以矫枉过正地要反对“伪科学”的提法，实质就在于他们同样错误的认为科学是个无限范畴，是万能的，无限正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反对“伪科学”的提法，就是解放科学探索的束缚，解放人类自由认识自然的能力，今天科学界的情况不好，是因为其含义还沒有最终扩展到需要的范围。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
产生这种错觉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中国人从百年前的五四开始就崇尚科学和民主两样来自西方进步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不好的毛病，总喜欢走极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就局限于对西方科学的普及。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从思维到实践都被彻底用科学的方法论装备并束缚起来，从而成为一切其他认识方法的敌人。
但同时，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国外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科学在他的故乡其实并不是象在中国那样僵化到被神化的，理工科学生都有攻读哲学学位的习惯，在西方人看来哲学可以为科学的认识实践（注意不一定是科学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工具。
但在西方科学逐渐成为人类认知自然主流工具的今天中国社会，学理工科的人理所当然地被彻底灌输以科学的思维方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还被统一灌输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存在深刻局限性的哲学观作为唯一的思想依据。
当在实践中最终发现科学原有的实用性其实是有深刻局限必须予以突破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局限是由科学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造成的，反而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正是现有科学有待发展的原因。因为在他们不假思索的知识系统中，科学就是真理，是人类认知自然的整个认识体系的全部，是一个无限概念。
他们从来不去怀疑科学是否是有规定性、历史性、偶然性、相对性的范畴，也从不觉悟他们所要实施的探索突破正是要对现有科学方法论实施否定。其实科学一旦完成自我否定就升华了，也就不再是科学了，这和当初它告别“新哲学”而成为“科学”是一个道理。
牛顿在用科学的方法为人类认识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后，突然之间改弦易辙去研究神学，有人说他堕落了，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是思维被束缚在单一的科学思维定式中的人。对人类认知自然来讲，科学、神学、玄学、宗教……都是并列的认知系统，只是今天的世界中，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认识实践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已。
科学只是人类认知自然的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如果扩展了，这个范畴也就在自我否定中消失在和众多认知体系的融合中，那时候的人类认知体系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现有的内涵，它已经是一个经过无数否定和增容而诞生的更宽容、更有效的认知体系。
那些糊涂的“反伪派”人士，比如何祚庥、方舟子这样的人，所受教育完全来自那些其实束缚他们认识能力的、狭隘的、作为时代主流的所谓科学的著述。尤其是何作休，他还不无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徒，殊不知，他比方舟子更多了一份科学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束。
科学显然是有缺陷的，辩证唯物主义更不是人类的终极世界观。所以他们读得书越多，就越执着，对其他认知工具就越排斥，他们的探索就离真理越远，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命题是正确的。而且还要加一句“读书越多越愚蠢”才可以精确描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现象。
但是，“反伪派”固然非常狭隘，而“废‘伪’”派们也不见得就高明多少，他们应该明白，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反对的不是“《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的条款”，而应该是因強化科学这种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而压抑其他一切科学以外的认知体系存在或发展的新的错误思潮。
科学是个有限范畴，所以“伪科学”的存在理所当然；科学因为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它并不是人类认知自然唯一的和最终的手段。
在这里我要通俗的问“废伪派”们一个问题，“科普”是必要的吗？既然提倡“科普”，那么科学其隐义是不是就是个褒义的好东西？既然如此，“伪科学”作为贬义是否天经地义呢？所以废伪派的行动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无法理清其中的逻辑的！
但是，无论是反对伪科学的还是反对“反对伪科学”的都不过坐井观天，他们大言不惭地各自以为处于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中心，从来没想到他们所共同坚持的科学只不过是认识天地之偏僻一隅，因此他们在徒劳的争夺针对“科学”的话语权的时候，却无一例外的不假思索的以为自己恰是在争夺有关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话语权也即对真理的话语权。
这种好笑的斗争居然还闹上了主流媒体，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学界的恥辱和悲剧。所以我在前面说这是中国学界的丑闻！这种搞笑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当代确无大师！笑过之后，由不得我不悲从中来！
科普法同样是建立在错误的“真理”前提下的时代产物，这个错误的前提就是“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认知体系的全部，是无限正确的”，既然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普及科学教育理所当然的要被当作一个正概念来看待，伪科学理所当然的就是贬义词。
因此，如果“废伪派”一定要废除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有关“伪科学”的提法，而应该是《科普法》本身！不要以为自己是梁山好汉，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那一百五十几位义愤填膺的“废伪派”仁人志士，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错位的行为呢？其原因其实就是他们骨子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定式，他们从来就不去设想，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否应该会导致废除《科普法》，但是那些正不遗余力的和反伪斗士们争夺“科学”正朔的“废伪派”学者本身是不可能反对《科普法的》，因为一旦反对《科普法》，就直接反对到他们自己也同样坚持的科学信仰。这种内心矛盾滑稽的表现，就是导致这种必然毫无结果的“废伪”行动的夭折。
试问那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学者们？你们真的敢废除《科普法》吗？倘真如此，那倒真是我中国之幸、人类之幸，中国也就真的出现了一百五十个大师级学者，破天荒了，那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福音。
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合理定位科学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地位，合理评价科学对人类认知自然的功能，使科学从被误解了的至高无上的圣殿中走下来，站回他本应处于的有限范畴的位置，不再給予科学至高无上的肆意干涉打压人类其他认知行为的权利。
“科普”真的值得立法来强制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重现“科普”打压一切的现象，“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科普本身就不是绝对必要（需要但有限度）的，但这一点的说明又立即会使得科普法的存在合理性出现危机！这不应该成为砍柴者的过错！
总结一下：科学固有的缺陷决定“科学的”不一定就是合乎真理的，因此所谓“伪科学”的也不一定就绝对的违背真理，任何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和偶然的，以高超的智慧，从对人类认识领域的一切子系统内涵（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玄学、宗教）的扬弃、融合中升华出更宽容、更有效的全新的人类认知体系，这才是中国学界芸芸众生在人类认识自然方面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必须具备的态度 。
“反对学”基础浅说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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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需要只为反对而存在的反对派
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需要稳定存在意见彼此对立的两个反对派，如果一个社会中突然不见了反对派的踪影或失去了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的红灯就开始亮起来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它可能正偏离中庸的轨道，被一极独大的某种邪恶势力所绑架，正毫无约束地奔向深渊。
孔子说：中庸！
中庸不是教人放弃原则，做老好人，恰恰相反，中庸正是让人始终守住真理的客观性，不偏不倚。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为什么许多事物兴起时都是进步的积极的，结束时却又都是反动的消极的呢？……这就是人类始终无法自觉的思维和行为惯性所造成的对真理追求的往复偏差而形成的怪诞现象。
因为深知这个毛病危害性，孔子曾清醒的告诫人们说：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在对真理的把握问题上，太过分和不相及都一样是缺乏智慧和理性的。
因此，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应该清楚理解反对意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个没有反对意见的社会是偏离真理轨道的社会，因而是邪恶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比其他一切形式存在的其他人类社会更急需萌生一股理性反对的力量，去将人类历史的车轮从偏离的方向上拉回正轨。
如果你想知道你正生存其中的社会是否安全健康，其实根本不必去查阅刑事犯罪率、社会失业率、风灾、水灾、地震灾、泥石流发生率等等社会参数……只须花五分钟时间随便了解一下报刊传媒对时事消息的封锁程度、评论状况……或者瞥一眼各大论坛禁贴、删帖、封贴……发生的频率和尺度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类只是整个从低到高有序排列的众多生命中的一个层次而已，就其存在的现状来说，任何见解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在正反两种见解的较量中，我们即批判又吸收，取正确多一点或被反对修正过的意见去实践就可以了，当它快要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我们又会在同样持续进行的反对纠偏过程中放弃它，这就是反对在中庸实践中的意义。
为社会和人类航船的安全计，社会需要存在反对派，他们只为反对而存在，这种反对是对一切政见的修正和再检验。
二、为何提倡为反对而反对
俗话说“孩子是父母一生无法甩掉的包袱，成器也好，不成器也好，都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揪心的牵挂”，而对我来说，祖国也是一样。
多年来对中国这个怪诞社会的观察，让我已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遇事，辄元神出窍，出离这个深爱的人群，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这个恨铁不成钢的疯狂社会。
这个社会真的疯狂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俯瞰下去，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几乎个个癫狂，不仅尽数丧失良知，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公然质疑理性和高尚。
有一天，我从思想的云端回到红尘中的肉体，张开厚实的嘴唇厚道地对那些乌烟瘴气的人们说“这个社会需要反对派，只为反对而存在”……顷刻间，可怜我的红尘肉体，瞬间遭遇五毛、美分、疑似五毛、疑似美分、民主派、国家派、民主国家派……几乎所有白菜萝卜鸡蛋西红柿狂风暴雨般的袭击……。
看来，一个纯粹理性的思想者和一个稍有有真知卓见的人，最好还是待在云端或象牙塔中比较安全，原来真理正是六道红尘的敌人。
可是，那些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们是否想过，自己正在进行的这个行为是否正是“为反对而反对”思维存在必要性的最好证明。
从逻辑学上来说，人类所能企及的这个有限世界的一切概念和理论都是不完整的，必然存在自己的对立面，绝对的真理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真理就像穿云破雾的神龙一样“迎而不见其首，随而不见其尾”，人们必须在认知实践中不断修正对真理的把握尺度，才可能保持和真理若即若离而不至于失之交臂分道扬镳，所以孔子说“中庸”，老子说“守中”。
“为反对而反对”是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和任何私心利欲对一切人类认知材料向真理回归方向的校正，是保持人类理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如果不“为反对而反对”，只为私心（比如一己一党之私）利欲（比如贪欲、霸欲、独裁欲、专制欲）和其他一切非公之心而反对，试问，这两者之间，究竟哪种反对更理性对社会更有益或对人更有说服力一些？
中国人有很多积习，且积习难改，不加思索的为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反对一切的恶习就是其中之一。
社会需要反对派，没有反对派的社会是畸形的不健康的，只为反对而反对是保证人类航船始终不离正轨的正义力量；而为“主义”或“信仰”、“成见”而反对，则是这个社会灾难、动荡的根源。
在宽容中守住理性，在理性中体现宽容，这是“为反对而反对”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即将或已经到来新文明的根本特征。
中国人，收回自己的大脑，不要再让别有用心的人或非人在你的大脑中去跑别人或别非人的马，这样，你就可以和这个世界中一切已经觉醒的人们一道幸福步入下一个温馨灿烂的全新文明了。
祝福你，我始终、永远也无法甩掉的包袱——中国！
* 三、“什么该反对，什么不该反对”是“反对学”所要澄清的全部内容
为反对而反对正是要让人们抛弃一切偏见成见，直面事实，找出真理和事实真相……而这一点，正是那些毫无商量余地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八荣八耻”、“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爱国必先坚持爱党四项基本原则”的wumao们所无法做到的……
砍柴的常常弃绝一切人之常情，纵横思维哲理之中，旁人看来，就是不谙世事，不通情理，傲慢得罪人了。可是真理之中没有偏见，偏执之人如何懂得其中道理。
那些俗见成见很深或干脆必有用心的人，思维重浊泥泞，不仅自己的思维龌龊邪恶，无法轻灵高举，还常常试图拖住整个社会翱翔翅膀的后翼，使其仆从在自己强权的淫威下，这就是最令人啼笑皆非也最惨无人道的奴役和压迫了。
金庸很有意思，他在神雕侠侣中创造了一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并且给了他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独孤求败！
通常来说以此名自命的人，首先认为自己武功卓越，迄今还没有对手；其次就是承认自己武功虽高，却肯定不是世间最高，必有能击败自己之人。
独孤求败这样的人，绝不会矫情的故意在低手面前佯败诈输，也不会从内心深处真的以为自己是武林至尊，天下无敌……所以，此人之所以为高人，其实并不高在其武功剑术，冠绝天下，而实在是在于他这种清醒的认知论上的理性态度……
DG自建D以来就始终企图在中国从意识形态上一统江湖，他们不断出台各色各样的口号理论，并极力要求所有中国人都统一支持这些注定不会长命百岁的谬论。
这种长期偏执的结果，造成了现代中国人容不下反对派的恶性习惯。
今天来说反对学的原理，初衷就在纠正中国人这种长期被扭曲了的思维习惯，使他们能悬崖勒马，走上祖先数千年前就已经睿智教导过的中庸之道。
坚决否定“反对学”思想、抛弃“守中”、“中庸”哲学的人却大谈民族复兴，我真不知道他们将要复兴的究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呢还是早已被中华文明剔除了的邪门歪道。
什么该反对，什么该赞成——这正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学”所要澄清的全部内容 。
按照反对学原理，当你在经常反对并试图纠正对方观点的同时，也会不断批判地吸收对方相对正确的东西，从而共同修正彼此探讨的观点和建议。如果你能不加掩饰地承认这一事实，就是一个理性的反对者。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一）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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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试看，反响好就续
最近因为忙于生计，很少关注时下学界的PK。偶尔翻一下网页，竟满目滚动着一个名字－于丹，后面紧跟着的一串竟又是一个“十博士”。
不知怎的，砍柴的在浏览“十博士”显赫头衔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想起汉末深宫中以太监不全之身而终乱“强汉”万世天下的“十常侍”。
昨天，接到天涯社区白小牙先生的通知说“一虎一席谈准备举办于丹讨论会”，有意邀请砍柴的作为嘉宾参加，这时候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是如此怠慢了于丹女士，如此怠慢了那些自诩代表当今传统文化“专业人才阶层”的“十博士”们。砍柴的的确丝毫没有去关注他们，包括有关他们文章标题以外的任何东西，甚至想去了解的欲望居然也丝毫没有过。
砍柴的大言不惭，以前就说过，中国今天的学界是缺乏大师的，但绝不缺乏循规蹈矩的专家。就好像前一阵中科院围绕是否应该从科普法中“驱逐”“伪科学”一词的PK闹剧一样，中国学界总有一群“专家”在PK一些低级的问题，却从来不见大师的见解。
当一些专家级狭隘的学者要来谈论并PK大师级话题的时候，闹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不知道于丹女士为什么会在今天的政治历史时期突然断章取义的拿出孔子的言论来开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更不知道在贫富差距大大超过学术警戒线的今天，于女士要求我们继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真实理由。
于女士无疑不是“十博士”们所诅咒的“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他对論語的讲解除了断章取义、政治附庸倾向明显以外还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在GDP高速增长，GNH（幸福指数）急剧下降的今天，弱势群体是否真的应该和于女士刻意转述的孔子的只言片语那样安于现状，“乐以忘忧”？在腐败横行，官商勾结，专制弄人的时代，我们再做子贡的強國选择题——“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时，是否还要“克己复礼”的“去兵、去食”而独自保留对控制国家的强势集团——政权——的盲目“信”任。
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诞生在一个混乱的人类历史时期，它其实描述的是在那以前数百年或那以后数百年“治平盛世”的社会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勿宁说是那种社会的一种客观要求。孔子之所以殚精竭虑去揭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伦理要求并教化大众，是因为他憧憬那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比如传说中曾经相对公平、稳定、繁荣的周初盛世），希望建立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所以他在这个前提下所构思的伦理体系，显然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孔子最终心灰意冷的要“泛舟江海”，正是因为这种只和理想社会相匹配的伦理秩序和当时现实严重不相称所造成的一种觉悟后的失落。
于丹女士说，儒家提倡“神于天，圣于地”。是说理想必须和现实相结合，根据这种标准来看，孔子本身也只不过是个理想和现实相背离的俗人而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政治、各阶层、各区域利益发展严重失去平衡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已经不是儒家的仁、爱和“忠恕”所能简单解决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个严重失去平衡时代需要的正是儒家以外的另外一种更现实的伦理秩序。所以齐桓公“宫中女市”，富国强兵，终成霸业；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强国，卒有天下。形成強烈对比的却正是孔子以“仁义道德”游说于列国之间而終老于无功于当世之孤独之中的现实。
有人会问，那楚汉相争，北逐匈奴，天下太平以后的西汉王朝，却为什么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道”呢？难道汉人比秦人更聪明吗？不是的，砍柴的来告诉你，那是因为一个新的太平时期已经到来，这样一个治平时期正是儒家伦理秩序生存的最佳土壤。
儒家理论是治平时期很好的稳定纲领；在动荡时期，不是形同虚设的道德幌子就是政治家、野心家们公然愚弄百姓的道德工具。
我不知道“十博士”们抨击于丹女士的真正原因，但从那封肤浅的公开信来看，他们有些嫉妒“于丹”女士“勾结”“无良媒体”而“牟取”的名誉和经济上的“暴利”，并“深刻”抨击说于丹是“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言下之意还是要和于丹争一下中国儒学的“正朔”，但可悲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从于丹的言行中“嗅到死尸的臭气”的同时，他们自己其实也一样腐朽而狭隘到了要去誓死捍卫孔子“尸体”的愚昧地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着不公平、处处潜伏着社会危机。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的角度来顺应客观规律，疏通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和经济障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一味的寄希望于古老儒教对人们心灵的约束、懞蔽，寄希望于那些肤浅或龌龊的文人来帮凶般继续愚弄百姓，以催眠国人生存的良知和勇气，那么，这个民族没落的时候就快要到来啦！这种没落将会比古罗马的毀滅来得更加猛烈，那将是坍塌式的。
无论于丹还是“十常侍”（SORRY，是十博士），他们都无法跨越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的作用，无论他们怎样的殊死搏斗，都只不过是“两小儿辩日”般的浅薄、狭隘。饱食终日者，无所事事，遂不过如此尔！中国学界仍然没有大师级人才！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二）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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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柴的只不过一冷眼旁观者。
于丹对論語的讲解的确精彩，可疑之处在于于丹女士只津津乐道于孔子的“安于现状”，“乐意忘忧”式的愚民教条，却回避了儒家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难道儒家思想可以如此断章取义地去迎合和谐社会政治的需要吗？
儒家有六经、五经之说，“六经”之说始于孔子之《礼•经解》，他们分别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乃并入《礼记》中，遂有五经之名。这些都是儒家推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典范性著作，但他们没有一部是孔子的作品。
这说明即便是《論語》这样伟大的著作也不过是纪录孔子对以上古代经典著作身体力行钻研以后的心得。推《论语》，而不究《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本义可见是舍本逐末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二）
砍柴的只不过一冷眼旁观者。
于丹对論語的讲解的确精彩，可悲之处在于于丹女士只津津乐道于孔子的“安于现状”，“乐意忘忧”式的愚民教条，却回避了儒家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难道儒家学说可以如此断章取义地去迎合和谐社会政治的需要吗？
儒家有六经、五经之说，“六经”之说始于孔子之《礼•经解》，他们分别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乃并入《礼记》中,遂有五经之名。这些都是儒家推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典范性著作，但他们没有一部是孔子的作品。
这说明即便是《論語》这样伟大的著作也不过是纪录孔子对以上古代经典著作身体力行地钻研以后的心得。推《论语》，而不究《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本义可见是舍本逐末的，在这一点上“十博士”们鄙视于丹的企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弄懂儒学的肤浅是有道理的。
换句话说，孔子虽然孜孜不倦的试图将他所汲自“中国传统文化”六经的营养尽数传授给他的三千弟子，而《論語》却还是远远不够的，后人通过对《論語》的咬文嚼字和鑽牛角尖就很容易造成对儒家要义的断章取义。
儒家是后人划分的，在孔子从来就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任何束缚自己思想的藩篱。一些政治投机者曾说孔子是宿命論者，继而用今天的术语来套他说孔子是个唯心主义者。
而其实孔子在学术上的宽容也是今天中国学界的那些因循守旧的专家学者们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对暂时无法理解的特异现象，中科院的何作休院士们就坚决地从自己狭隘的唯物主义信仰的角度出发，认为凡是今天的实证方法无法证实的现象就是伪科学的；而对于此类问题孔子却睿智而宽容的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就是大师和专家的区别。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到底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已经失去了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于丹、十博士们的PK其实是在一个极低层次里的PK，之所以这么说，是他们尽管看起来“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但他们都死守着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无论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儒学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捍卫的。而他们却同样无一例外的不知道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或如何去捍卫才是睿智的。
如果在他们脑门上洒点凉水，让他们猛然惊醒的话，就会发现，儒学其实是经历过无数磨难和变革而传承到今天的。
首先在孔子身体力行的那个时代，儒学就遭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挫折。儒家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政治活跃的列国屡遭冷遇，在推崇法家学说的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还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是历史事实，无需辩驳。
但孔子和当时希腊的柏拉图却是世界上两个最早开办大学的人物，正因为这种学术“运作”方式，才使得这个世界千百年来能够保留下来东西方两大学术系统。柏拉图保留的是哲学和政治学；孔子保留的是政治学和伦理学。
当十五世纪中国儒家的继承者朱熹把儒家伦理的体系扩大到自然“天理”的时候，理学就诞生了，而理学对西方世界的传播，最终导致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们受到启迪而产生科学。
有人说砍柴的是在胡说，这无妨，有心者可以去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学看看，是否有专门的朱熹理学研究部门，甚至美国的哈佛大學也有朱熹理学博士研究院。
这是讲儒学到底有多博大，和于丹、十博士们的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
那么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
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那时候在华人世界有很多所谓的“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聪颖达者”经过深刻反思以后，好像大彻大悟了。他们终于发现中国人无法继续獨佔世界文明鰲頭反而倍受欺凌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也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
对孔家店，在五四的时候就已经砸过一回了，因为那时候的文化精英们认为德先生、赛先生才是最先进的文化代表，鲁迅就说要“痛打落水狗”。但他们哪里知道德先生（民主）也就罢了，至于赛先生却还有着深刻的儒学渊源，这就是陈朱理学。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辉煌时代都没有出过真正的大师。
虽然鲁迅们砸儒家的确有些矫枉过正，但今天的于丹“十博士”们对儒学的复辟，正是在替中国这个貌似已经民主社会的强权者提供赖以复辟或继续顽固保持专制独裁统治的依据。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三）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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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法明白的道理：儒家学说体系虽然有其深刻的局限性，但和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互补作用。
西方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但这种僵化的代议选举制度有很多西方文化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全部的政治过程受制于不加掩饰的利益。公民之间关系是这样，对外政策也是这样，这种唯利是图的特征导致这个可怕的只按规则刻板运行的机器可能失去灵魂，它有可能给国家和世界带来灾难。
比如说美国近十几年所发动的几次战争；拒绝通过避免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的《京都議定書》；废除《反导弹条约》、公然将太空军事化的国家行为等等……哪一项决策不是在国会山表决通过的？也就是说没有一项国家决策不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极端利益的。
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认为人之初性本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则是多于亲情的。西方注重法治的传统由来已久，愿赌服输式的生存习惯，使得西方人更注重彼此利益的公平，久而久之利益便成为他们衡量事物价值的绝对主要的标准。
在美国社会，夫妻、父子的财产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子女超过抚养期还住在父母家里，按习惯是要收缴费用的。国家也不例外，公民视为国家交稅和誓死捍卫国家安全为天经地义的义务，而国家则无微不至的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和安全生存的保障。
在这井然有序的规则面前，是无法参杂规则以外的任何道德因素的。比如在萨达母的死刑问题上，哪怕作为个人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再有良知也无法左右美国政府既定的处死前伊拉克总统的政府计划。
而儒家学说却从一个相反的基础认识——“人之初性本善”——上来主张以仁来管理社会。它认为人心的基础都是向善的，各种原因导致他们犯错误，但因为人类内心与生俱来的初善，使得他们都是可以被原谅和挽救的。因此在儒家社会中利益规则被放在道义之后，在中国商人从来就被放在下九流的地位。
这种理念导致了启蒙时期东西方对未知世界探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郑和七下西洋，航程几乎越过好望角而到达欧洲，但他给世界各民族带去的是和善和礼物；而哥伦布的大航海却给沿途人民带来长达数世纪的殖民压迫和灾难；西班牙人毁灭了辉煌的玛雅文化；八国联军烧毁了人间仙境——中国的圆明园。
这就是儒教社会和基督教西方社会的区别。
儒学的“性善论”导致中国人比较注重改造和教化，这就是人治。
美国人借代议制所通过的那些治国措施对美国的短期繁荣和利益毫无疑问是有好处的，但其隐藏的长期危害和危险却可能带给全人类灾难。因为追求极端利己主义利益的短期意识，使得这个国家就向盲人瞎马一样有可能机械的走向深渊。
所以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和利己主义文化导致这个国家机器无法具备睿智的灵魂，从而不能保证这架庞大机器不会恐怖的走向不明前途的方向。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完全靠儒家道德的力量来管理社会显然也是荒谬的。但儒学注重道德伦理的认识体系却正好可以和民主体制下注重法律规则的特征相结合，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正义理性可以在国家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灵魂的左右，使社会管理能够充满良知和睿智，这就是今天儒学“仁义道德”信念有可能发挥的真正作用。
如果说历史上儒学（理学）曾经已经改造过一次西方哲学，并为死气沉沉的西方哲学带来过“科学”的光明，那么今天儒学再一次影响问题多多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和他们一起创建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时刻就已经来临啦。
儒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结合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亚洲，为什么不能再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睿智、仁爱的大同世界呢？我期待着！
漫谈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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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政治文明和政治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上，远在五至七千年前就有了最原始的政治文化。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再到河母度文化，我们不断发现一些作为社会政治启蒙的标志性出土文物。这从河南濮阳出土的疑为“伏曦”陵寝的墓葬建制规格就可以略见一斑。那用远古象征富裕、财富的贝壳拼出的代表古代哲学、美学、政治和权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北斗七星和二十八宿图案的严谨排列，昭示着一个相当文明的准帝国时代统治者的高度权威。
文化和文明是不同的。文化简而言之是人类一个时期的精神活动通过人类的实践表达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综合；文明则不同，文明是有历史性开端的，通常是指建立国家以后的一种文化存在，他有程度和形式的属性规定。
中国人进入文明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夏代，那时候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政治。从禹以来的四千多年中，围绕权利和国家安定的政治技术摸索就从来沒有中断过。从《洪范》到《孟子》、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曾文政公文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从《司马南、何作休新浪聊天实录》到《江泽民选集》.....，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已经形成一个无可比拟的理论体系。
我有时候在想，人类为什么需要文明？沒有了文明的世界自然就沒有了权术的存在和尔虞我诈的痛苦。
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个光怪陆离的欲望世界和因这欲望而生的一切越来越複雜的精神生活，比如哲学、玄学、科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环保学、计划生育学。
可以说政治学是人类文明的影子，当文明一诞生，这种政治权术也就如影随形的出现了，政治权术用于正义的事件时通常是高尚睿智的，用于邪恶的事件时则是卑鄙而狡猾的，但这两种形态只是政治权术的一体两面。政治权术对文明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至关重要，比如其中的精神驾驭术，统治阶级得心应手地驾驭百姓的精神情绪是政治权术中最高级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最原始、最低级的表现莫过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后来这种低级手段随着文明从野蛮向理性的进步逐渐被教育、宣传、煽动所代替。但始皇式“以愚黔首”的笨办法在中国最近半个世纪又死灰复燃，即便是今天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也不忘将“宫刑”、“割舌”、“禁言”等古老刑法实用于网络BBS。
精神驾驭术用在正义的事业上被叫作宣传、教育。
比如武王伐纣前的演说《周誓》，当武王在众“常委”簇拥下早早来到朝歌郊区的时候，他举起权杖和斧头，挥舞着大声对旷野中集结的军队说：“各位前来助战的友邦的首脑们、各位战士们、各位……”，然后历数商王朝君臣的腐败堕落、无道残暴，比如“牝鸡司晨”、草菅人命之类，激发出战士无比的斗志，最终一举灭商。
这种宣传性政治演讲的格式三千多年都沒有改变。可以说周武王是人类历史上将政治演说成功应用于政治宣传的第一人。
但是精神驾驭术用在邪惡的事业上就是煽动。此中高手当然不得不推一战以后二战时期的西特勒，此君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将幕里黑的一个小小社会主义工人党壮大成一个強大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执政党，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将数百万普通日耳曼人煽动成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所以“煽动”乃是政治权术中的最高级手段
煽动技术细致精微，通常是要分好几个层次的。
第一、点题。如果我们要实施一项政治行动，是不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人民的，尤其是那些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行动。必先提出一个冠冕堂皇到连自己独处时也会觉得寡廉鲜耻到冷汗直流的题目，先把百姓粘主，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搞一个“文明办网”运动之类的什么试探一下。
第二、造势。要挑拨百姓的情绪，移花接木是最好的手段，当你要控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时候，一定先要从揭露黄、赌、毒……“恶搞革命样板戏”什么的丑恶开始，因为在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半个多世纪的现代社会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反对“言论自由”，那是会作茧自缚的。
第三、操作。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引蛇出洞，然后派出比如“中宣部”出身的学者权威給予反对意见以迎头痛击，开始给百姓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四、不失时机的出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八荣八恥”、“江泽民文选”之类提纲挈领的主流思想，以排江倒海之势占领百姓灵魂的制高点，以夺取本次煽惑的最后胜利。
这里有几个要点也很关键：
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让和我频率一致的声音说话，扼杀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在整个煽动中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主张有可能恰恰是对付百姓自己利益的时候。
二、挑动群众斗群众。既然是百姓，就有一百个性格和见识，其中不乏聪明者，但也不乏糊涂透顶的自命不凡者。在群众斗争中拉偏架，打冷拳，让还算聪明的明白人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臭脚，那么就算再恶毒的政治主张都可以获得強大愚蠢民意的支持。
所以，自从出现文明，就影子般产生政治，有了政治就开始出现政治权术，而政治权术中最高明的手段就是精神驾驭术，当精神驾驭术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时就被叫做“煽动”。
得心应手的使用“煽动”手段，是现代专制社会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
浅谈东方思维与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之关系。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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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司马南、何祚庥、刘华杰新浪聊天实录》说起
前些时候，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在新浪网和刘华杰教授进行了一次谬误百出的辩论——《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有指导作用吗？》，关于这次辩论的内容我在新华网科技论坛即时给予了详细点评。为纠正国人被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长期搞乱的思维，我觉得有必要对“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包括哲学）的关系” 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正国人被误导之视听。
所谓东方思维是被司马南们故意模糊了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他们因为大约也感觉到东方文明中蕴含的内容良莠不齐，欲攻其一端又怕捉襟见肘，所以创造这么一个含糊不清的词汇以备他们闪烁其间、强词狡辩之用。在司马南之流骨子里是将东方思维定义为阴阳五行、八卦算命、风水、迷信的。所以当他们陡然面对大众用自己浅薄偏狭的知识谈起博大精深的东方思维时，就突然让人觉得文不对题，莫衷一是，这就是这次辩论的最大可笑之处！
二、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东方思维？
东方思维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实是指整个东亚包括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区域的哲学思维指导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论。这中间虽然大部分地区其实是中国化的（比如儒教地区），但印度文明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并对东亚很多地方产生影响（比如佛教地区），佛教和儒教道教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又是共存的；而在印度，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以不同的形式和用不同的方式丰富着印度半岛人们的思想内涵，这些都是无法简单用中国的阴阳五行、风水迷信一言以蔽之的。即便是中国古代思维也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哲学思想等很多方面。因此所谓东方思维在司马南们口里说出来其实是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内涵，因故作高深而流于荒谬了的概念。
三、司马南、何祚庥心目中真实的东方思维含义：
其实，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真正所指的东方思维应该仅仅是特指东方哲学中的玄学部分。也就是黄老哲学中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辩证哲学的一个玄学分支。
何以见得呢？
因为他们总是以反对阴阳五行、算命、中医、风水、气功等斗士的面目出现，并对浸透阴阳五行学说最深的中医理论大加质疑（比方说马上又准备禁食五十天挑战司马南而司马南巧言回避的那位老中医不合西医科学常识的长期绝食现象），但是他们却又丝毫不敢轻易撼动其它诸子百家以及《孙子兵法》、《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资治通鉴》……等等充满中国古代智慧的伟大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东方思维的真正含义就可想而知了！
四、东方思维中的黄老哲学是伪科学吗？
但是即便是对黄老哲学，他们的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阴阳互根是最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一直到德国的黑格尔才被整理成系统辩证法的理论。后来在共产主义世界又被马克思发展为唯物辩证法。因此阴阳互根是矛盾论的鼻祖，是现代辩证法的祖先，其科学性是无庸置疑的。
黄老哲学基于阴阳五行对世界的观察是多方面的，这当然包括在玄学方面的应用，但是即便玄学是伪科学的，那也只是黄老哲学中相当局部的一部分甚至是异化的部分，更何况科学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合乎真理的东西呢。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的发现，其实在这次辩论中的论题按照司马南们真正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古代玄学思维对今天中国科技的影响”而是不能冠于“东方思维”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带有愚昧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潮的痕迹，加之逻辑混乱，胡言乱语，最终贻笑大方。
五、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殊途同归，有着不同基础方法论和相同的实践结果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成果有着无数殊途同归的结论，只因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基础方法论不同，尤其是西方基础方法逐渐占主导地位就彻底抛弃辉煌的东方思维，这其实是愚昧和至少短视的。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思维的差别仅在于基础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思维指导下的现代科技讲究实证而流于狭隘；东方思维则放眼宏观、整体而趋于博大。这是一对矛盾，但有机的结合将为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和对大自然的认识带来无限的契机。
东方中国人用了另外一套基础理论推导出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各方面的结论。这和西方人的结论殊途同归，但他们形成的基础理论形式不一样。
比如西方医学和中医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断治疗方式，但却有一个同样的治疗结果，这说明什么呢？这建立在两种基础理论上的两种医学体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种疾病进行了观察和治疗，结果从不同的角度达到了一样的结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国的命理学和西方的占星术中，很难想象两种严格隔离的文明会在这种所谓迷信的理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命理学里的五行相合、对冲、相刑……等等关系，在西方占星术上几乎一模一样，有兴趣但不迷信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和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而又可以殊途同归的基础理论体系！只是两种思维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不同罢了。比如，西方人说 12345，中国人除了12345还有甲乙丙丁戊、子丑寅卯辰一样；西方人习惯十进制，而古代中国人还有五进制（算盘）、二进制（八卦）、六十进制（天干地支所组合成的纪年方法）。
想象一下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如何看待中文的书本就知道啦。其实我们今天有了对照翻译可以很快用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同样的意思，这就是两种基础工具沟通以后达成的认知结果。同样我们有必要对古老理论进行“翻译”式的基础沟通，这就是文化考古。
在拿破轮来到埃及发现著名的那快罗塞塔石碑以前，沉睡了四五千年的埃及文化因为当时西方人无法弄懂古埃及文字而令人充满神秘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今两种文明采用不同的基础理论体系（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建立了两种语言理论，因为年代久远，其中的一个基础理论（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规律）已经消失，我们面对这堆复杂的符号时当然会感到莫名的神秘和茫然。当商博良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从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中获得突破时，那数千年前的文化辉煌就袒露在今人的面前啦。
这正是我们面对中国那些古老理论体系时的情形。
六、中国古老思维曾经是有完整体系的,在今天变成神秘文化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人古老的理论认知结论因为种种未知的原因（比如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独尊儒道和大唐灭法、大明八股、大清文字狱什么的）走在了基础方法论的前面，使得理论和验证手段脱节，或者是曾经已经验证的理论侥幸存在，而那些被用以验证的基础方法论已经消失，就象三星堆的面具，才让后人感到神秘。
这样说不是我们要先入为主的肯定东方思维的科学性，而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些精妙的理论曾经和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科学与实践。不应该因为无法重新找到论证他们的基础方法就否定它的合理性。我们考古三星堆以后是否在震惊之余也大胆设想一下，东方思维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他的理论或者结论被完好保留而那些复杂冗长的推演方法和其它基础方法论因为时间和历史的原因已经湮没了呢？这种大胆的设想不是迷信，而是看看这种理论是否能在现代科学中起指导作用而进行的反验证！
在中国古老的基础理论体系逐渐和其它文明相接触和所处社会的巨大变化的割裂过程中，使得今天的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些曾经在过去的基础理论体系上顺理成章的学说了，这样就开始使得那些被悬空的学术结论变成今天的神秘。
记得重要的中国古代科技－－冶金术吗？我们不止得到过一把古代的兵器，那些精确奇异的合金配比，含碳分量的控制使得秦国曾规模化的生产武器，这说明这种技术是已经成熟的科技，可是我们有看见相关的中国古代化学文献么？
中国古代至少秦代的兵器是制式生产的（也就是标准化成批生产），这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工艺标准，这说明中国古老的冶金科技的确存在一个指导性的理论体系，至于它以什么形式存在或因为什么而失传，这是又一个谜！
所以我们今天只看见剑，而看不见他的制造工艺，这和那些所有的所谓神秘的东方思维的情况是一样的 。
七、阴阳五行学说是更高级的辩证法思想体系
如果从神秘理解黄老哲学中玄学的误区中走出来，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所谓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对现代西方辩证法的精致入微的剖析和深化。换言之，现代辩证法观察事物的方法被函盖在了阴阳五行学说之中。现代辩证法从矛盾－－即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观察事物，而阴阳五行说不仅从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看到了统一（即太极、混沌）还向下继续将事物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基本关系划分成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之间除了直接对立的阴阳（即矛盾）关系以外还有比直接对立的矛盾关系更加丰富的关系内容，比如：生、合、克、刑、冲……等等，这使我们对事物的辩证认识方法更精确的贴近了事物的本质状态，可以比较完整地观察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而这在西方现代辩证法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这也许正是现代辩证法必须借鉴甚至借以继续发展的正确方向！
八、彻底否定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的指导意义的目的是要对科学探索野蛮扼杀
司马南、何祚庥开题“东方思维能否拯救现代科学”的提法本身就是荒谬的、缺乏科学头脑的问题。他们习惯于能或不能这样简单的二分思维法，辩论的结果是想让所谓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因此，司马南们开此论题的目的其实别有用心。
当波尔上世纪三十年代来中国讲学，感叹西方科学思维已经走入分子、原子、质子、中子（还原论）……永无休止的旁枝末节而将眼光转向东方宏观思维（整体论）的时候，那时的中国人很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好好骄傲了一回。但今天这数千年的辉煌文化积淀被何、司二大师直接当成大便（文明的说就是糟粕）示众于国人之中的时候，我仿佛又看见了鲁迅笔下日俄战争中欣赏倭寇砍杀同胞头颅的麻木国人，经过近百年的进化，今天的国人当然不会再对这赤裸裸的血腥场面麻木不仁了，可悲的是，他们的进化似乎相当有限，仍然还无法对肆无忌惮的精神屠杀产生应有的反应，所以我伤悲！
除此而外，司马南、何祚庥之流真正要毁灭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所谓东方思维，其实质是企图毁灭中国人对前沿科技探索的前途。
这些人对钱学森先生的诬蔑和诋毁，就是因为钱老有感于西方对超心理学、智能医学（在中国曾被称为第四医学）的研究早已经悄悄开始并已经富有成果，而中国人仍然躺在陈旧的世界观里浑浑噩噩秉承完全“科学”的态度展开对这些现象徒劳研究而提倡科学新思维，并和今天仍然顽固统治着中国人思维的陈旧世界观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
钱老是真正的科学家，科学的态度是不带偏见的去研究自然，就象牛顿之研究神学！
但钱老又是可悲的，可悲的是他以火箭之父的科学地位居然无法抵挡这些三脚猫学者的无聊攻击！
有一位山东大学的教授，很久以前听说他从传统科学中总结出“生物全息论”。后来他死了，死了就死了吧，但是那些新主观唯心主义分子并不放过，说：“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大有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臭脚之势。
好，我们不再去关注张教授的死活，不如让我来向各位介绍一下祖国医学在全息方面的认识，中医从来讲究望闻问切，从人体某一个局部的变化来判断机体整体的状况。这是全息论的最早印证。穴位经络说更是这种理论的成功运用。现代遗传学告诉我们仅仅是那几对有限的减基对决定了生物个体的全部信息，我们因此有了确定人类基因图谱的伟大工程，在将来的世界上，人们将可以根据基因图谱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而查知人体一生的病痛和健康状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所谓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研究结果的完美融合！
全息论还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结构和运行规律中，我想会有专家专门来论述这些客观事实的，而我只希望通过简单的陈述稍解诸位心中之疑。
司马南、何祚庥诋毁的“不科学”的东方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有时候人如果耳鸣恐怕就涉及到肾功能的变化；眼发黄病恐怕就在肝；舌尖发红可能就是有心疾了。而西医从来就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还有些牵涉认知的话最多到解剖学可以企及的血管和神经。而中医理论还有经络和穴位的更深刻的认识（美国卫生部已经批准针灸在美国的治疗应用）这种人体的用阴阳五行相互关联的认识和划分还被中国人用在天下九州的地理分野上。可以说所谓东方思维指导着中国人走过曾经辉煌的五千多年，而今天这些理论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主流的西方思维所掩没，一些肤浅的所谓学者便跳出来，认为这些都是腐朽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迫不及待地要求扫地出门，这是可悲的。
九、司马南、何祚庥其实已经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
中国的东方思维其实和现代西方思维在一个系统的一定范围内实际上更象现代科学思潮中的两个流派。比如经济学中的货币经济学流派和预期经济学流派，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方法论的东西来阐述一个同样东西的真相，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人类认知发展发挥出来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任何厚此薄彼的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司马南、何祚庥这对蹩脚搭档曲解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的关系是有其深刻的世界观根源的，他们认为他们所坚信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观察一切宇宙现象的唯一方法和判断真伪的唯一绝对准绳。
但他们不知道得是，因为走极端，他们早已经背离唯物主义而去，深深的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一样已经逐渐显现出深刻的局限性而必将为新的认识理论所覆盖。
在知识爆炸、开始讨论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等是否符合绝对真理的今天，何先生这样的所谓科学大师们还在辛苦的为“物质”和“意识”的座次问题争名分，这真是中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悲哀，是中国文明发展史的耻辱。
中国人本比西方更早走向共和
作者：江南樵夫，12-29-2011，jk-yishuihan@163.com
推荐人：忆言
今天我们知道，就政治文化传统而言，东西方思维存在巨大的差距，西方人无论其王政时期还是民主共和时期，人们始终保留了民主自由思维的传统；而东方中国人则无论是帝王时期还是人民共和时期也无论是强权政客还是平头百姓都根深蒂固地保留着独裁专制的思维劣根性。这两种文化差别分别深深烙印在东西方人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但是就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东西方的政治形式本来应该是一样的，这一点其实并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创。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观察的工作从古希腊的修席底德和席罗多德就已经开始，而到伏尔泰时代基本上已经得到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这就是：人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哪怕与世隔绝很久很久，其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原始社会以后必然出现王政社会，这一点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政社会究竟什么时候被民政共和社会所代替，在历史进程上各群体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和公元前六世纪的古罗马王政体制就已经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就是惠及今世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东方的中华文明残酷独裁的王政制度却一直持续到现代。
虽然古罗马的共和政体最终被奥古斯都所废弃，古希腊人的民主政体也最终被亚历山大大帝的独裁战车重新拉回王政的黑暗之中，但西方人在这之前已经轰轰轰烈的享受了数个世纪的民主自由生活并形成了非常优秀的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以及大量的民主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和民主社会相当具体的管理经验，这辉煌灿烂的几个世纪最终形成了今天西方人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但是，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历史其实对中华文明并没有遗忘，恰恰相反，似乎特别眷顾，它也非常公道地曾经给过华夏先民们一个走向共和的机会，这就是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国民暴动后的二相共和事件。
当时，周国人驱逐了暴虐的国君周厉王，迫使周公和召公二相共同执政，实行共和体制；而类似的事件在西方是发生在三百多年后的古罗马，罗马人驱逐了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君主高傲者塔克文，从此建立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共和国。
这说明，国家共和制度（即便是贵族的民主制度）的政治形式，东方中国人比西方罗马人早三个世纪就已经形成。但可惜的是，这个本来可以对中华后世文明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契机却仅仅存在了短短的一十四年。本来将成为中华文明重要转折点的西周共和国在中国“圣人”文化的操纵下很快复辟了王政，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象古希腊、古罗马一样足够长的时间来形成难以磨灭的民主共和的文明印记。这使得中华文明和先进的人类民主共和思想体系不经意间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从此东西方文明发展至少在政治思维基础上分道扬镳了。
此后，虽然两种文明都创造过辉煌的所谓“盛世”，但“盛世”与“盛世”之间的含义却存有云泥之别，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回答截然不同。民主社会的回答是为最广大公民创造最充分的生存利益；独裁社会国家强大和发展的意义则是为极少数特权阶级创造极端的财富和权利。
每次回顾中国那一段共和历史，都让人唏嘘不已。
重读《史记》，我们会发现西周时期很多萌芽中的有可能改变中国整个文化发展方向的民主思想被后世正统的中华文明遗憾的剔去了，很多足以雷倒现代国人的精辟民主语言，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惊叹不已。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一段动人心魄、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吧。
比及今日之世，《史记》最雷人之处莫过于《卷四—周本纪第四》；最雷人之语莫过于“防民之口如防水”、“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国人暴动”、“共和”、“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又是一个空前大“盛世”。而中国的盛世之说最早莫过于文武、成康之治。
话说，纣王无道，武王替天伐之，一战而有天下。周人谦逊，自觉功不及五帝，遂贬居王而不敢称帝。天下历经文、武、成、康四世，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于是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
至于第五代领导人昭王，承平日久，不务正业，因南巡而被野人杀于汉水，周王室羞言于此，无颜，遂不报于诸侯。
第六代领导人是周穆王，那时候，王道其实已经衰弱，但此子不独穷兵黩武，还极尽奢华，使秦始皇之祖造父驾八骏之车，率数万人访问团，携奇珍厚礼，浩浩荡荡遍访西亚诸国，远之里海，宴西王母于瑶池，亲唱“京剧”以和美乐。
穆王虽好旅游，但他不近女色，宽和仁厚，这家伙五十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活了一百零五岁。
此后，天下快速转进，经四王而至于厉王胡。厉王为人好利暴戾，和利益集团搞在一起，官商勾结，与民争利，举天下之资源（比如今日之石油、电信、教育、医药、电力……）而专有之，形成垄断国家资源的特权阶级集团。
为此大夫芮良夫对厉王慷慨陈辞，这是国人千古第一次对“特权阶级专享天下之利”之不道德行为进行公开抨击。他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芮良夫的立意很清楚，他认为大自然带来的利益是天地为所有人民所生，理当人人平等享有；王室替天行道，应该藏富于民，而不可集天下之利以私特权。
厉王不听，任然一意孤行任用商人荣公，把国家当公司来经营，国富民穷。
其时也，天下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厉王不思改悔，反暴虐侈傲，变本加厉，开始控制舆论。他派人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有发怨言者诛之。百姓遂不敢言，厉王自欺欺人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灭百姓的诽谤了，现在他们什么也不敢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面对厉王的残暴无知，召公又对厉王做了千古第一次反独裁民主陈辞。他说：“……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召公堪称提倡言论自由之世界第一人。此文的直接意义是导致两千六七百年前的一次空前浩大的平民民主运动。周国平民举行示威游行，王室处理不当，继而形成暴乱，国民袭击并赶走了厉王，成功实行周、召二相“共和”而治之共和体制，建立起世上最早之“共和国”，这个西周共和国比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建立于公元前509年）早了332年。那个时代，比五四还进步，有理论有实践，有声有色。
可惜，就像古罗马的共和和古希腊的民主一样，民主共和政治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不过都是早产的婴儿。很快厉王死于髭国，那时共和国已经成功延续了一十四年。在这短短的一十四年中周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没有史料记载流传下来，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个人人格魅力强大却思想保守的周公、召公成功控制了事态向共和体制继续发展的趋势，使政体重新归于了王政，这是中国“圣人”文化对中国历史所犯下的一个大错。这件事的意义是它使得中国人从此和民主共和思想分道扬镳，代之而起的则是忠君爱国的儒家专制独裁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走出它邪恶的阴影。
言归正传，这时候，周公和召公决定复辟君主制，立厉王太子净为周王，是为宣王。按照周朝的祖制，天子是要亲耕务农的，但宣王骄奢淫逸，颐指气使，数典忘祖，从此脱离劳动人民，周朝王道益衰。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崩，幽王即位。
屈指算来，周幽王应该是第十四代周朝领导人了，这时候礼崩乐坏，天下开始频发自然灾害。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故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四川一带，按照西方还原论思维（何祚庥语）两千多年前亚欧板块一次就被印度板块剧烈挤压过一次。只是那时中国人文化深奥，对地震的解释完全使用东方思维（何祚庥语）之阴阳整体理论来进行的，他们认为，天人合一，政治（人的活动）活动是可以关联自然（天）的。因此地震其实是人之无道，导致天之气象变化造成的。比如老子就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世界观，即便时至今日也仍然发人深省。
大臣伯阳甫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这一年果然“三川竭，岐山崩”，就是黄河等河流干枯断流，岐山大面积塌方、泥石流。
不久，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倾周国。犬戎犯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虏褒姒以归，西周遂亡。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于今之世，天变不亦足畏乎？
纵观中国这段历史，与此后数个世纪的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它诞生了无数的文化思想体系，也曾经尝试过国家共和的政治体制，在那个时代，思想活跃，有独立思想的贤哲达人浩若夏夜繁星。不同的是，西方文明从此留下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而中华文明则被从此打上逆来顺受独裁专制的民族烙印。
絮絮叨叨讲完以上这些，一个念头从心底油然而起，不禁想问：公元前841年周国人驱逐周厉王之后如果也象公元前509年罗马人驱逐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王高傲者塔克文后从此建立起时间跨度达数个世纪之久的西周或华夏共和国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人还会背负着“吃苦耐劳、安平乐道”的巨大道德包袱而如此安然地习惯于在丧失自由和基本人权前提下苟且偷生的高压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