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你一个普通的老师，有什么资格给我打电话?

转载，来源：http://www.cwyan.com/thread-61309-1-1.html

选稿：菲雪

2012年4月24日，天空阴沉沉的，不时还洒落几滴泪珠。我们一行6人，带着全镇同事的希望和重托，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得踏上了艰难的上访维权之路。

民以食为天，可老师工作艰辛，而待遇低下。如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已即将退休的老师，每月工资不到2500元。当今物价日新月异，而老师工资却多年原地徘徊。而一般的中年老师，上有羸弱父母必须赡养，下有幼弱孩童必须抚养，家庭的脊梁，可每月工资不足2000元！从1995年至今，每月还要从这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8%，留在教育站，作为将来的养老金，竟没有打入老师养老金个人账户。这能养家糊口吗？

温家宝总理曾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于2010年7月1日起，所有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人均增长300元，即绩效工资增补部分。我市广水、曾都、随县各乡镇及淅河经济开发区老师均已兑现落实，大洪山风景区除教育外，其余各事业单位的职工于2011年底均已打到个人的工资卡上，唯独大洪山风景区老师绩效工资增补部分却迟迟无法兑现落实。特殊地区特殊的行业！

今年2月份，区领导、教育站领导在教职工大会上说，资金已经到位，只等签字，3月份随工资一同打到个人卡上。可3月份工资卡上数字与元月份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原来是在忽悠！在此期间我们曾向湖北省省长信箱发过三次帖子，反映了我们风景区财政与随县财政之间相互推诿，都不愿拿出这笔资金的实际情况，表达了我们的诉求。省政府三次都转随州市政府处理，市政府又转市教育局处理，市教育局又转给风景区教育站解决！皮球踢了一圈，又踢回到了原点！这就是某些政府衙门，不是为民办事的，而是专为供养他们这些活菩萨的！

4月份的工资又打在个人卡上，却不见有什么变化，于今天踏上了去市人民政府上访的征途。来到市人民政府大门，两武警笔立大门两边，荷枪实弹，好不威风！我们正准备进门，被他们撞拦在门外。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明来意。他们说领导很忙，没有时间，上访不能越级，先要去信访局。原来这个“人民政府”人民是无资格进去的！

我们一行来到信访局，一位潭科长接待了我们，看了我们随身携带的说明材料之后，叫我们到市教育局去找局长解决，并且说这事只有教育局长才能解决。我们一行又来到市教育局，局长很忙，正在开会。一位科长接待了我们，看了材料之后，说问题出在市财政局，必须到市财政局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好又去到市财政局，找到局长电话，打通之后，问明情况，他说：“你一个普通老师，有什么资格给我打电话？”我们又一次被当作皮球被那些官老爷们踢来踢去!还被财政局长无情地羞辱了一番！人民教师啊，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谓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都是放狗屁!在那些官老爷的眼中，竟连乞丐不如！当老师们废寝忘食时，我们的某些官老爷们却尸位素餐！当全国百姓老无所养，老无所依时，我们的某些官老爷们是颐养天年！当骆家辉只身在中国的农民工中访贫问苦时，当奥巴马只身与他国工人同饮同乐时，我们的某些官老爷们出则警车开道，入则美女伺候，食则山珍海味，饮则玉液琼浆！

江苏启东民众抗议造纸厂排水项目

转载，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31/c31qidong/

选稿：菲雪

周六，愤怒的抗议者闯入启东的政府办公室，砸烂电脑、损毁家具，反对建设一家废水排放厂，因为他们认为此项工程会污染本地的水源。启东位于上海附近，是一座港口城市。

作为回应，当地政府网站周六宣布，兴建排水厂的计划已经取消。该排水厂是一座造纸厂的配套工程。

（周六，江苏启东大批民众集会抗议当地一家造纸厂的排水配套工程。图为警方正试图制服一名抗议者。）

中国当局正面临越来越猛烈的反污染抗议浪潮，首当其冲的则是一些工厂项目，往往是在项目的规划阶段或者建设早期，本地人就把它们看成了眼中钉。

这个月，四川省南部城镇什邡的抗议者迫使当地政府取消了兴建一座铜精炼厂的计划。抗议者抱怨，工厂的废弃物会污染水源和空气。什邡警方对抗议者动用了催泪瓦斯。

去年，东北城市大连的政府被迫停止了一座石化厂的建设，因为人们上街游行，称这座工厂危及公众健康。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周六有大约1000名抗议者在启东游行，两名警官被示威者打成重伤。

启东位于长江河口，当地政府采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了一些医药企业、化肥厂和电脑配件厂。

启东也是广阔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部分。过去十年间，该地区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动机。

去年，一座长度将近65公里的大桥将启东与上海联接起来，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商业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经济区出于当地政府的规划，目的是招商引资。

启东最利润丰厚的产业之一是向美国出口渔业产品，包括加工过的龙虾和对虾。令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还拥有得到欧盟认证的冷藏设备，能够将渔业产品出口到欧洲。一部分抗议者认为，污水排海工程将会损及渔业，不过，大部分抗议者担心的似乎都是饮用水安全。

在电话采访当中，一家高档电脑商店的一名雇员称，大部分人都担心造纸厂的废水会对水源造成影响。

她说，“抗议者很愤怒，因为管道工程会影响我们的水源。我本人也反对这项工程。”

一名药店老板则在电话采访中称，“无论老少，每个人都反对这项工程。启东人民非常勤劳。他们凭什么在这里建造这样的项目？”

这名老板是一位老年妇女，她还称造纸厂和污水设施项目都没有咨询当地居民的意见。“我们知道的全部事情就是，某个领导决定要把这个项目安排在启东，”她这样说道。

数名接受电话采访的人士称，当地政府曾在周五晚间和周六向居民及小店主发送手机短信，要求他们不要参与抗议活动。

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16/c16rittenberg/

选稿：菲雪

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下个月就91岁了。一部题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纪录片，讲述了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成为毛泽东窑洞牌友的历程。

在那以后，他两次身陷共产党的监狱，长期忍受孤独的煎熬，“你坐在那里，与随时可能发作的疯狂对峙，你心里明白，你战胜不了它，它就会战胜你。”

即便用最平实的字眼来形容，也得说李敦白的职业轨迹很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作为美军的语言专家来到中国。战争结束后，他留在中国，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

中国一家官方电视台讲述，李敦白是在服役期间突然觉悟共产主义的。当时，一名醉酒驾车的美军下士撞死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孩子，国民党政府却只给了车夫14美元赔偿，得知此事，李敦白怒不可遏。

在最近一次在TedX上接受采访的视频中，李敦白说，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在“满足历史的需要”，心情也非常激动，因为有机会“触摸历史的脉搏”。

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是英文姓氏“里滕伯格”(Rittenberg)的音译。1946年，他跋涉到了共产党游击队占据的山区根据地延安。他说，自己抵达延安的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并渐渐认识了他，以及窝在延安的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晚上，他们会打扑克牌、骑马兜风、看劳莱和哈迪(Laurel and Hardy)的喜剧电影。

李敦白奉命把领袖们的讲话润色、编辑成完美的英语，之后还翻译过一些毛泽东的文章。毛主席甚至还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了名。李敦白还曾在新华通讯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北京广播电台工作过。

李敦白始终承认，自己当时坚定地支持认同共产党，尤其认同共产党对穷人的扶助。

在接受英国《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他说共产党“当时一尘不染”，指出领袖们最初生活简朴、饮食节约。

1948年前一直充当共产党根据地的延安地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名胜。不过无论是这个地方，还是那段历史，都已经经过了净化。

2010年，李敦白对《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说，“他们几乎毁掉了这座中国革命历史的博物馆。我觉得真的很荒唐。”

他说，“当地导游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毛泽东。”

李敦白经常被人问起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形容毛泽东“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他说，毛泽东待人冷淡、讲话缓慢，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倾听者。”他说，毛泽东有时也会“十分搞笑。”

1956年，李敦白娶了一名中国姑娘，王玉琳。之前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写了一封情书向她表白感情。他们相守至今，育有三女一子，现居华盛顿州福克斯岛。

李敦白前前后后在中国呆了34年，经历过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大跃进的恐怖，以及紧随其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来的历次采访当中，谈到那些年的恶行和破坏时，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悲伤、愁苦、愤怒，甚至是耻辱。

李敦白在自传的序言中说，他像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他写道。“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他与记者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写的这本自传题为《红幕后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他第一次身陷囹圄是因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说他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中国革命的间谍，要求毛泽东逮捕他。

狱卒对他用药，让他一直焦虑暴躁、无法入睡。“他们以为你会崩溃，然后招供，”他说。“我崩溃了，可我没什么好招供的。所以场面有点尴尬。”

他第二次入狱是因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下令。

在一次采访中，他形容江青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此时他的妻子插嘴说，“可怕的女人。”

李敦白总共在中国的监狱里呆了16年。现在他苦笑着说，“我倒不想抱怨，可是时间真的太长了。”

李敦白在1977年获释，1979年回到美国度假，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了中国。

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露西·奥斯特兰德(Lucy Ostrander)说，她产生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是因为读到了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 2004年在《纽约时报》商业版发表的一篇介绍李敦白的文章。

文中详细介绍了希望拓展中国业务的美国企业争相聘请李敦白担任顾问的故事。从那以后，英特尔(Intel)、Nextel、微软(Microsoft)等公司相继成为了他的客户。

李敦白表示自己总能接触到中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他说，“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华盛顿风险投资人约翰·查古拉(John Zagula)就曾向李敦白求教。

查古拉说，“如果说他的狱中岁月留下了伤痕，他也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伤痕变成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很关键，有人脉，而且会用黑莓(BlackBerry)。他完全跟得上时代，了解世界的动向。”

去年，一位BBC记者问李敦白，今天还有没有共产党。

他回答说，“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种定义来判断，都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多少道德底线。”

陆良八老入选“中国网事·感动2012”人物

居住在高寒山区的8位普通老人，30多年来只做了两件事：种树、护林，13.6万亩，这是他们用鲜血和健康，在石缝里种下的一片青葱。学过手工艺，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情况，他5次“卧底”打工。 日前，在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2012”网络人物评选(第二季度)中，被大家誉为“当代愚公”的陆良八老。

他们这16只手在荒山上种出了13.6万亩树林，最后又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而他们每人每天只领7毛钱的工资。现在他们的心愿，只是希望能解决一下低保。

工业明胶里的秘密

来源：《胶囊里的秘密》视频：http://www.56.com/u61/v_Njc0OTk5MjI.html

工业明胶是一种从动物的结缔或表皮组织中的胶原部分水解出来的蛋白质。它具有许多优良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如形成可逆性凝胶、黏结性、表面活性等，在食品工业中广泛地用作胶冻、乳化剂、稳定剂、黏合剂和澄清剂等。由于这些优良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工业明胶被广泛运用于以下工业：

食品工业：肉制品、肉馅、冻汁肉、奶糖、果汁软糖、牛轧糖、太妃糖、冰淇淋、酸乳制品、啤酒澄清等

制药工业：胶囊、药品黏结剂、药品糖衣、明胶海绵等

其他工业：家具行业、纱布行业、印刷行业、胶带纸行业、火柴行业等

然而今年4月9日，央视《晚间新闻》主持人赵普发表老酸奶和果冻食品有问题的微博，他说：“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了。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

媒体人“朱朱文强”也发微博称，“央视一哥们说，以后别吃果冻和酸奶，问为啥，他比喻说，哪天你扔了双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了”。“朱朱文强”还说：“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

2012年4月12日， 针对“老酸奶和果冻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工业明胶”的消息，三大行业协会纷纷发表声明，为老酸奶和果冻正名。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表声明称：主流品牌老酸奶不会添加工业明胶。然而不少网友依然对黑心商家在食品中添加工业明胶表示怀疑。

“皮鞋果冻”事件未平，《胶囊里的秘密》的播出再次吸引人们对工业明胶的关注。据知情人透露，如果没有赵普的泄漏，央视相关的《胶囊里的秘密》调查片，或将被搁置，因为负责食品安全的李准批示禁播，担心此片的播出会引发社会恐慌，然而如今说出真话的赵普却落得停职这个结果。

有网友说：“没有一个企业因此关闭，没有一个领导因此道歉，没有一个官员因此下台。唯一被革职的是一个讲真话、被“传谣”的主持人！”

然而问题的重心应回到胶囊本身。据记者调查，9家药厂生产的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铬超标，最高超标90倍，13个产品被暂停销售和使用。《中国药典》规定，胶囊出厂需检测重金属铬，而生产这些胶囊的厂家，甚至连检查铬的设备都没有，制药厂也城检查铬的程序比较麻烦，便直接给胶囊贴上了“合格”的标签。

铬是一种毒性很大的重金属，容易进入人体细胞，对肝、肾等内脏器官和DNA造成损伤，在人体内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记者在华星、卓康两家胶囊厂，分别对白袋子明胶原料和药用胶囊成品进行取样送检，两厂明胶铬含量分别是62.43mg/kg和103.64mg/kg，分别超标30多倍和50多倍;胶囊铬含量分别为42.19mg/kg和93.34mg/kg，分别超标20多倍和40多倍。

看着这些惊人的数据，再看看《胶囊里的秘密》这个视频，看着皮鞋等厂的生产下脚料变成孩子胃里的果冻和老酸奶，变成“治病”的药，看着重金属铬进去人们体内，变成隐藏的炸弹诱发基因突变。我们该为别人堪忧还是为自己担心？就像视频主持人说的：“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也不可避免有患病的一天。”

信息公开为何如此难？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26/cc26wangqiang/

面对公众关于北京暴雨致死亡人数的强烈质疑，北京市政府依然没有公布最新的数字。

本周三，北京市政府“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士祥称，北京市会适时公布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消息。

当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7·21”特大自然灾害情况通报会，这也是“7·21”之后，北京召开的第二场官方正式发布会。但发布会上只通报了受灾人口和因灾经济损失，仍未更新因灾死亡人数。

此前，北京市政府新闻办通报称，截至7月22日17时，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暴雨死亡37人。

由于不能及时获知信息，一些人把未经证实的死亡人数和从各方获得的信息发到互联网上，质疑政府发布的数据的真实性。这几天，部分中国媒体也在试图通过自己的调查和其他各种渠道获得死亡和失踪者的真实情况。

本周二，针对民众对伤亡数字的质疑，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曾召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称，经过SARS的考验，北京市政府深深懂得透明的道理，相信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有隐瞒，之所以现在有更新的滞后，是因为有些遗体还需要辨认。

但一些市民并不满意上述解释。外界也注意到，受灾最严重的房山区的统计数据非常详细，甚至细化到了损毁桥梁多少座、房屋倒塌了多少间、家禽家畜死了多少只。质疑者认为，显然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如果不能马上公布最终的伤亡和失踪数据，但起码可以像当年四川汶川地震中那样，随时更新这些数字。

“政府确实应该把当前掌握的即时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公之于众，否则会很被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说。

很多人可能对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席卷中国乃至全球的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仍记忆犹新。由于部分官员在死亡和感染人数信息上的刻意隐瞒，延误了阻断“非典”传播的最好时机，在各方压力之下，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引咎辞职。

“非典”风波促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脚步大大加快，并最终在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

也是在“非典”疫情过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遍地开花。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纷纷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明确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

然而，一系列新政之后，在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上，信息公开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涉事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经常拖延、阻碍甚至压制信息公开。从去年的渤海漏油事故、“7.23”动车事故，到今年的天津蓟县大火，这些重大事故处理过程中，公众看到的依然是有关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错误态度和应对缓慢。

“从这些事件中，政府似乎并未吸取教训。”白智立认为，这些重大事故处理过程中，政府之所以在信息公开方面不到位，深层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未把类似的重大事故列入正常信息发布的范畴；一旦涉及到人员伤亡，地方政府会小心谨慎，可能还需要一级级上报、待命。所以，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各部门也有定期的信息发布，但是这些制度设计并未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有效满足公众知情权。

今年的7月23日是“7.23”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纪念日，虽然两天前北京降下的暴雨把人们的目光更多引向了这场新的灾难，但民间并没有忘记这个日子，有人士在互联网上发出这样的疑问：那种种的真相是真相吗？那种种的官方说法是真相吗？

“这些事件正严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更糟糕的是，现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不论政府说什么，公众似乎都不愿意相信政府说的是真话。”白智立说。

中国的涉事部门似乎正掉进“塔西佗陷阱”。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避免掉进“塔西佗陷阱”的过程是政府重新构建公信力、提升政府合法性的过程，在政治学家们看来，这一过程艰难而漫长。在大众传播日益个人化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执政者需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

很多人还记得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特大洪灾，当年的受灾程度远比今年的灾害严重，但当时正逢中国大力推进改革、争取加入WTO之时，民间虽然对政府在灾难之中的表现也有微词，但是普遍社会心态仍很积极，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改革日进，人们对未来抱有憧憬。”白智立说：“但今天形势不同，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迟滞、政府绩效合法性削减。此时，政府不能再回避问题了，必须重新构建公信力，唯一的途径只有进一步推进改革。”

公民建议书

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7/14/cc14petition

生育权是作为自然人与生俱来的维系民事主体独立人格所必需的一项权利，应当既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人身权的延续，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权。然而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限制了公民的生育权，快速地减少了人口的规模，也严重影响了人口结构。甚至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而近日，一些社会人士发起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计划生育是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2001年以前，中国并无明确、具体的规范计划生育的法律。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后，计生政策才走上了真正“有法可依”的阶段。但是，在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一方面，一些地方的立法内容违反宪法与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另一方面，个别地方仍然存在着一些侵犯人权、违法行政的现象。几年前媒体报道的河北昌黎 “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案”以及最近发生的“陕西安康冯建梅被强制引产事件”等均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些事件的背后，也凸显了我国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某些局限性及立法缺陷。随着2004年人权入宪以及公民人权意识的普遍增强，特别是基于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重要工作。

第一，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控制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育审批制度既不符合我国宪法中的人权保护条款，也与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条款相冲突。 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生育权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生育权的普遍性、道德性和重要性，体现了它作为基本人权的内涵和价值。这些可从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法律层面一一得到阐释。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可以不设或者不必设行政许可。生育权体现了个人和家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确认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废除现行的生育审批制度，既体现了宪法尊重人权的基本精神，又能与现行的行政许可法相吻合。

第二，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中的授权规范具有局限性。对于二胎和二胎以上生育的具体规定，该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实践中，各地对晚婚晚育、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具体规定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在事实上造成了公民生育权基于户口、身份和地域原因的不平等。而且，一些地方制定的具体政策严重背离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侵犯了公民的生育权利。我们认为，该授权规范过于宽泛，是现行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公平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建议，废除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有关限制生育数量的授权规定，着眼于公民生育权和生殖健康权的保护。

第三，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规定不合理，缺乏足够的正当性，违背了生育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属性。如前所述，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对公民自主权和家庭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任何个人或者政府都不得对其施加限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无疑是对公民生育权的不当限制，阻碍公民对该项权利的行使。取消或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不仅体现了对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还能避免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

第四，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2条——“按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以违反生育限制为由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或者给予其他人员纪律处分，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生育权，还违反了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和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因此，我们建议废除该条款。

第五，适当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对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或许具有积极意义，但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宗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条款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也不符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在完全尊重公民生育权和家庭权利的前提下，以公民的生殖健康权保障为核心，形成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公民自由而负责任地进行生育，应当是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的基本精神。这需要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禁止强制堕胎，禁止任何以计划生育为名进行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

第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对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对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违反《宪法》、《立法法》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法目的与原则的有关条款予以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处理，以真正体现宪法的根本法原则和保护人权目标。

我们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建设法治社会与保障人权的需要，而且是减少当前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合法、不公平现象的迫切要求。我们建议，尽快修改和完善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生育权，顺利地完成计生政策的历史性转型。

北京排水系统为何总是脆弱不堪？

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23/cc23wangqiang/

在上周六遭遇了61年来最大暴雨后，中国首都北京落后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再次蒙羞。

当天的暴雨导致城市严重内涝，多处路段由于排水不畅造成严重积水，部分立交桥下积水甚至高达四米；多辆汽车深陷积水之中，一个没能及时弃车而逃的车主在广渠门桥下葬身车中⋯⋯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的消息：截至22日17时，北京市境内共发生因灾死亡37人。其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目前，死者已有22人确定身份，其余15人正在确认中。

仅仅一年前，一场同样突然而至的暴雨袭击了北京城，造成了路面积水、交通几近瘫痪，愤怒的市民们同样表达了对排水不畅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和政府的不满，舆论也纷纷施压，要求政府加大城市排水建设规划和投资，提高城市排水能力。然而，一年过去，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近年来，北京城正以“摊大饼”的方式向郊区快速扩张，宽阔的环路、立交桥和巨型社区出现在曾经的远郊区，但城市规划者并未提供有效配套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规划建设超前于城市化的地下排水管网。

每遇暴雨袭城，人们喜欢引用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那句名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确实，下水道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自有城市以来，就受到城市规划者的重视，人们愿意把智慧和资金优先投入到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规划和建设之中。

但中国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动力在“良心工程”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导致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严重滞后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之间巨大的反差。即使是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虽然排水管网的建设力度号称位居全国前列，成绩显著，但是糟糕的下水道状况在遇到类似去年和今年这样的暴雨天气时，依然会备受打击。

然而对于北京暴雨问题，防汛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预报是非常准的、预警非常及时、预案执行非常到位，但暴雨非常大……视频出处：http://domestic.kankanews.com/gedi/2012-07-23/1334182.shtml

河南黎集镇农民雨水浇田被收自然水费

原本默默无闻的河南省边缘小镇黎集镇，因一则消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河南黎集镇农民用雨水种田，却被要求交纳＂自然水费＂。据悉，自 2005年起，固始县黎集镇开始征收一种奇怪的水费种类，"在给老百姓发放粮补条时每人要扣去30元，政府给的说法是：交的是自然水费，也就是天上下的雨，农民用这个水种田也要收费。"网贴称"自然水费"是从2008年黎集镇镇长曾垂有上任之后才开始收的。有农民去领国家粮食补贴条子的时候，村主任说要交30元钱自然水费，"你用了水种田，就要交自然水费。"如果不交钱，就拿不到条子，拿不到条子就等于拿不到国家发的粮食补贴。有网友称，存在类似收费的乡镇仅在黎集镇周边至少达7个之多。

《我的理想》

某县某乡小学生作文《我的理想》，其中一个孩子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个贪官，因为那样我家就能住最好的房子，吃最好的东西，每天穿新衣服，爸爸打工拖欠的工资会给了了，妈妈去县里摆摊不会被城管掀飞打坏，爷爷的病有钱看了，村长的儿子也不敢欺负姐姐打我了，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比村长还大的贪官。

然而日前，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公职，并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据知情人士说，黄胜任德州市委书记时，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码标价，县委书记30万，县里某个局的局长10万。(6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已不少见，如若每个地方的官职都明码标价的话，孩子的“理想”恐怕只能永远落空。

友邦俄国炮击中国渔船

南海主权争端近日持续升温。越南收缴使用了“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地图，坚称这片海域叫“东海”（ East Sea）。在这敏感时刻，北京友邦俄国在日本海向中国渔船开炮。

《俄罗斯之声》网站7月17日报导，俄罗斯“捷尔任斯基”号边防巡逻艇在日本海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向挂中国旗的渔船进行了炮击。渔船上的所有17名人员（均中国公民）被扣留，无伤亡，一名中国渔民在海上失踪，下落不明。

被扣留渔船的舱内发现22.5吨捕获的鱿鱼。船上未有船只和捕捞海产的证件。渔船被押送至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做进一步的调查。

广东河流污染严重

新闻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12/c12guangdong/

也许广东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一提到污水处理，这座城市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时期。《中国日报》(China Daily)周二（2012年7月10日）引用的一篇政府报告中指出，去年，广东省四分之三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被直接排放到了当地的河流中。

125亿公吨未经处理的黏性污物直接流进了鼎鼎大名的珠江、韩江，以及其他水道。而很多这些污物则来自中国制造业中心的领军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这其实是一个让人吃惊，但不应让人吃惊的信息。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讲，该地区的河流已经和露天下水道相差无几。

未经处理的污水并不是唯一祸端。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在2009年的一篇报告中发出警告，珠江三角洲地区受到了严重的化学污染。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对于该地区的很多人，包括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的香港地区市民、技术专家以及政治人士来说，这篇最近的报道仍然应该敲响警钟。它足以让人们暂时对品尝海鲜和到海滩假日失去兴致。

道的复兴

长期以来，宗教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改革派和革命家将宗教视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以及导致中国“世纪耻辱” 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中国人经历了连续三十年的繁荣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体验到了相对的稳定，于是便开始重新思考宗教信仰的意义。在大城市，白领一族青睐于基督教；佛教吸引着中产阶级；道教则在穷乡僻壤更为流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在增加。

几年的时间当中，教堂、庙宇和清真寺纷纷拔地而起，让人很难忽略宗教建筑在中国的复兴。早前的调查显示，信教的中国居民大约有1亿，不到总人口的10%，新近的调查却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大约3亿。另一个更宽泛的调查则显示大约有85%的人口相信宗教或超自然力量。

对宗教的管理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中国的历代皇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界定正统宗教，还对许多宗教领袖进行了册封。当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僚在上世纪 70年代晚期主导政权后，他们开始允许许多宗教场所重新开放，但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并未消除。不过，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大多数宗教活动并不会给政权带来威胁，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治理。这样一来，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慢慢地取代了疑虑。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宗教慈善机构表示认可，认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还在最近出资支持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一些国际会议。地方政府亦对像沂山道观这样的庙宇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带动旅游。

道教的复兴便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道教大致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依据。它敦促人们复归于“道”，也就是联结宇宙万物的神秘规律。和其他许多宗教一样，道教包含着为数众多的宗教实践，从老子的高深哲学到喧嚣混乱的众神：皇帝、大臣、雷神、财神，以及令人生畏的煞神，这些煞神惩罚邪恶的方式足以让但丁笔下的地狱景象显得苍白平庸。尽管学者们曾经尝试把“道家”和“道教”区别开来，今天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道教信众经常在重要的宗教节日表达他们的虔诚，或是去道观烧香跪拜，或是请道士到家里来帮助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疾病、丧事，甚或是学校的考试以及商务会议。通常情况下，有所祈请的信徒会向某个神灵跪拜祈福，道士或道姑则在一旁做法事请求神灵相助。许多道教信众也从事和身心健康相关的练习及静修，如气功或太极拳。

作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随处可见，从书法、政治，到医学和诗词，几乎无所不在。举例来说，尹道长主持的道院在公元六世纪曾经是陶弘景的修行之所，后者是中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过去两千年中，道教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与儒家学说相对立。儒家学说是中国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接近于第二种中国本土宗教的东西。儒家学说强调谦逊、和谐及社会伦理结构，而道教则更强调出世和淡泊名利。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曾按照道教所提倡的“无为”精神来治理国家，但总体来说，道教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中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衰弱下去的时候，道教也随之式微。随着外国各种思潮的涌入，中国人对道教的紊乱教义产生了怀疑。和世界其他几大主要的宗教不同，道教缺乏像基督教十诫， 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或伊斯兰教莎哈巴德（Shahabad）那样的基本训诫；它甚至不能和佛教相比，后者讲述了释迦牟尼如何发现欲望使人痛苦受罪、从而通过 “八正道”寻求解脱的动人故事。另一方面，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因为通常和富国联系在一起而获得了特殊的地位，道教则被看作是中国落后历史的产物。

但是，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道教近来亦呈现复兴之势，特别是在道教传统根深蒂固、西方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地区。这一趋势的体现是道观数量的大幅增长，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1997年，这一数量为1500所，今天已经发展到5000所左右。北京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一所正常运转的道观，今天，已经有10所。

道观数量的增长并不完全是信仰使然，以沂山为例，附带商业目的的道观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包容。很多掌管道观的道长也倾向于将道观变成地方旅游局的附属机构。但对于那些私人捐助者来说，则需要平衡好宗教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四川什邡抗暴

7月2日，四川什邡市有大批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向政府请愿，反对兴建污染严重的钼铜冶炼厂。警方以催泪瓦斯和震爆弹驱散，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此事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网络中也在同步播报事态最新进展，一张什邡“辣妹”展开双臂阻挡军警的照片在网络中引发热议，称此照片可获“普利策奖”

高考

视频出处：http://video.sina.com.cn/v/b/79737929-2103222777.html

考生家长为除蛙声甚至不惜荼毒一池青蛙的性命；父母强颜欢笑隐瞒亲人的死讯，甚至不惜让孩子错过与爸爸妈妈最后的决别；送考遭遇车祸后，不惜让孩子无奈地离开倒在血泊中生死未卜的妈妈，含泪走进考场；母亲不顾个人尊严，甚至不惜给监考老师跪下，只为央求让自己迟到2分钟的孩子进场考试。

当这些父母的良苦用心换来众多民众的感动时，又有一批人表示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扭曲。

据悉，今年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70%以上，并且有专家预测：5年内可实现全国高考录取率100%。当高考录取率达到100%时，各种名目的高考加分也基本上可以取消，高考的竞争压力也将相对减轻，家长们也将不用这样为高考费劲心思。

“专家预测：5年内可实现全国高考录取率100%”新闻出处：

http://edu.people.com.cn/GB/116076/244541/18124982.html

中国或将为“常回家看看”立法

新闻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03/c03parents/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有超过33%的人每年才拜访父母一次，每周看望父母一次的人群，占了16%。另外，还有12%的人表示，他们已 “多年”未曾回家。本周，中国的立法机构开始讨论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修订，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或向年迈的父母“表达敬意”。

周三，“新闻1+1”提供了另一项数据：参与调查的人当中有超过42%的人表示，支持将定期回家探望父母写入法律。将近36%的人表示反对，还有22%的人对此表示无所谓。

里约峰会没白开

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7/02/c02rio-edf/

1992年6月，包括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 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 (Earth Summit) 上一致同意要与气候变化作斗争。本周，在“里约+20”峰会上，领导人、专家和积极人士将再次聚首，思考地球的命运。

人们不会有太多的乐观。从第一次会议到现在，全球碳排放总量已经增长了约50%，20年前的与会者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然而这个悲哀的趋势仍在继续，随着北冰洋冰层的逐渐消失，可以预料人们迟早会到那里钻探石油。

尽管总有令人警醒的消息，但是,在多数人关注的视野之外，一场能源革命的种子也在悄悄播下。如果运气不错，并且政策得当，这场能源革命仍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气候危机。 
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比预测的速度更快，实际上，多数人都不知道它们发展得这么快。欧洲已经走在了前列。风能供应了丹麦20%的电力。如果天气不错，太阳能就能满足德国每天40%的用电量，尽管没有人认为德国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全世界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能力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兆瓦，是英国发电能力的三倍，大致相当于50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这个数字是美国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总数的近一半。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设施，大部分是在过去五年里安装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太阳能发电能力每年的增幅达到了50%，风力发电能力年增幅则为 25%。

随着市场的发展，成本也在大幅降低。光伏电池的成本在过去三年里下降了三分之二。今天在美国，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约是每千瓦时15美分，在某些地区，如南加州，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将近与目前消费者购电的价格持平。

当然，这幅光明的图景并不能降低挑战的严峻性。以绝对量计算，化石燃料的增幅仍然超过可再生能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也仍在上升。此外，政府仍在继续为化石燃料产业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补贴。
让世界戒除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绝非易事，但这是可以做到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对碳排放征税或设置上限。每吨煤炭、每桶石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它对总体经济产出贡献的价值。出于公平，这些损害应当在化石燃料本身的价格中得到体现。否则石油、煤炭和电力公司就会把种种恶果，从健康状况恶化、到沿海地区洪灾，都丢给其他人承担。 

其次，我们需要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给予直接支持。安装第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远远超出第一百万块，这就要求对新能源给予临时性补贴。政府不会每次押注都押对，但至少我们知道赛马应该朝哪个方向奔跑。我们需要让赛马跑起来。

除此之外，还应当让政府法规成为私人投资的催化剂，而不是障碍。这一点适用于从区域划分、到住房按揭的所有事宜。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就应当允许用户向电网出售电力。 

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手段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空想。欧盟已经对碳污染设置了上限，并且正在对太阳能和风能科技的部署提供直接支持。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地区实施了碳排放限额交易 (cap-and-trade) 体系。印度正在建设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设施，并且每年征收5亿美元的煤炭税。澳大利亚政府对碳排放征税，韩国也对直接碳排放设置了上限。美国加州正在筹备实施美国首个全面的限量及交易体系，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补充，还会实行直接补贴，比如它的“太阳能计划” (Solar Initiative）, 就是很成功的补贴形式。

这些政策都还不够，但这些政策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正如托马斯·爱迪生 (Thomas Edison) 近一个世纪前所说：“我愿意把钱投在太阳和太阳能上。多好的能源啊！希望我们不用等到石油和煤炭枯竭才着手研究太阳能。”太阳能和风能革命才刚刚开始。不过只要有决心和得当的政策，到“里约+30”峰会召开时，乐观情绪或许就会成为主流的心态。

克里斯蒂安·阿扎是瑞典哥德堡查尔摩斯理工大学 (Char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能源和环境科学教授；托马斯·斯特纳是美国环保协会 (Envrionmental Defense Fund) 客座首席经济学家；杰诺特·瓦格纳是美国环保协会（EDF）经济学家，著有 《但是地球会注意到吗？》(But Will the Planet Notice?)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6月18日。

革命的虚构：歌剧《白毛女》幕后

出处：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7/04/cc04baimaonv/

歌剧《白毛女》创作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是中共革命文艺史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革命作品讲究“现实主义”，很多人物和故事都讲求有原型和现实蓝本。

2011年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的《白毛女》芭蕾舞剧。这出剧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一个重要成果。然而这出戏在当年激发出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却是今天的观众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能是它的创作者们最初也没料到的。

整出悲剧的起点是关于土地的矛盾——杨白劳家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地租以及利息。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执行的是跟国统区类似的土地政策。它的核心内容是让地主减租减息，使得农民不至于因为年景不好、交不起地租而放弃耕种从而影响抗战。 在此剧最成熟的版本最后一幕中，斗争黄世仁的群众合唱：“为什么你明减暗不减”，说的就是这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毛女》可谓是生逢其时。主创贺敬之最近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首演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送来贺信，说了三点：“第一：《白毛女》是适时的、生动的阶级教育。第二：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三：黄世仁该枪毙。”

勇敢直面创作难题

白毛女》也有诸多其它艺术形式的改编。比如1950年田华版电影故事片、七十年代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也被拍成了电影）、以及不怎么为大家熟知的李少春、杜近芳版的京剧。而歌剧本身，也一直不断地在修改完善，直到六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艺术水平非常高超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之后，依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几次复排，为缩小篇幅是一方面；为适应时代需要，改动某些细节是另一方面。在最初版本中，黄世仁并没被枪毙，故事结束于喜儿从山里被接回，连批斗会都没开。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喜儿和乡亲们改为开了一场批斗大会，“区长”宣布判处黄世仁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黄被拖到后台，伴随着群众的欢歌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 后台“当”地一声枪响，地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谭晶版的改编者们，显然是考虑到了当今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把结尾改成了“区长”宣布把黄“交给执法机关依法惩处。”

在这些不断的改编、改动中，对于喜儿被强奸及其后果的处理可谓是一个难点。中国的八十年代之前的革命文艺，对于性这个话题一般是回避的。我能够想到的只有郭兰英演唱、讲述雷锋回忆过去的叙事歌曲《八月十五月儿明》，里面一句“妈妈她受凌辱悬梁自尽”，还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常宝唱“我娘却跳涧身亡”一句，暗含她娘被土匪掳走后可能受到性侵的意味。这些都是模糊地点到为止、一笔带过，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提及。性侵带来的屈辱太严重，比丢了命还严重。所以在 “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芭蕾舞版《白毛女》更是让黄世仁完全没有得逞。

《白毛女》最初的创作者却勇敢正视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强奸是一场很重要的戏。从黄世仁几次接近喜儿，到最后他得手把她拖到侧幕或中门下，到事后喜儿独自上场悲鸣而歌，有很大的篇幅，从而使得这一环节成为揭露地主罪行、从道德上打倒他的非常有力的武器。但是在怎样处理强奸的后果？创作者还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

在最初版本里，喜儿受辱后怀孕，她甚至幻想可以因此嫁给黄世仁。从黄家逃出后，她还在山里生下小孩，并把他养大。田华版的电影中，有喜儿怀孕后仍在推磨，以及在风雨中生下小孩的情节。但是，这带来了一个伦理和政治掺杂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的女儿怀上了地主的孩子，这孩子怎么办呢？是算无产阶级的孩子还是地主的孩子呢？大家还意识到，喜儿怀孕后的幻想也是不妥的，它弱化了纯粹的、天然的阶级仇恨。所以，喜儿作为一个受到性压迫的女性、作为一个母亲所面临的困境统统被删去。不过，在最新一般谭晶主演的《白毛女》歌剧中，又恢复了怀孕的情节，令人很好奇这次的编导们是怎么想的。当然，这孩子后来怎么样，就没交待了。

“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艺术成就。这部戏融合了西洋歌剧的框架、中国北方戏曲和民歌的音乐，以及话剧和戏曲的表演方法；配器上以民乐为主，辅以少量西洋乐器加强效果。其中的音乐，不管是甜美亲切的《北风吹》、欢快的《扎红头绳》，还是喷发着仇恨火焰的《恨似高山仇似海》，以及极象西洋歌剧终曲的《我说，我要说！》都非常成功。

这出戏最成熟的制作当属六十年代的郭兰英版。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一版的视频资料，但是从音频资料中，我仍能感受到它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里面的角色个个过硬，连唱黄母的女中音李波的声音和表演都十分出色。当然，这个版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喜儿的扮演者郭兰英。作为一个民歌演唱者，郭兰英的成就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作为一个山西梆子演员出身的歌剧演员，她的演唱和表演的表现力绝对可以堪比很多世界级戏剧女高音。称她为中国的玛利亚·卡拉斯（Maria Callas）也不过分。

在郭兰英之后，又先后有彭丽媛版、万山红版，到现在的谭晶版，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从万山红版开始，《白毛女》就删掉了内容为喜儿控诉为主的终曲 （Finale）。 这段终曲，有喜儿独唱，有她跟王大婶、张二婶的重唱，有合唱，互相交织，非常好听。但是编导者为了控制长度，把它删掉了。到了谭晶版，没有恢复终曲，却狗尾续貂地加上了专为新版创作的、与原作风格很不搭的序曲和几段合唱。

在歌唱方面，谭晶那金铁霖派的大颤音，并不像是一个北方的农村姑娘。她变成白毛女后穿戴整齐光鲜的白衣白裤白头发，像是要去参加万圣节晚会。她的表演，没什么张力，基本没有进入角色，一直是游离的。孟广禄演杨白劳，一直在注意克服他铜锤花脸瓮声瓮气的头腔共鸣，唱得谨小慎微，只是在情绪强烈的台词中表现稍好些。相比之下，倒是没受过什么歌唱训练的雷恪生和祝延平（饰赵大叔，1983年在电视剧《水浒传》里演武松的那位）更有扯开嗓子就唱的原生态味道。

一位专业学习民族声乐的歌手曾对我说：如果不是民族唱法被认为适于承载主弦律音乐，它可能早已退出主流舞台了。即使是《白毛女》这样的民族声乐的精品，也不能逃脱这个命运。

所以，这个版本，只是一个拼凑的应景之作。我不能想象会有什么国际观众会去看这出戏，我看的那场也确实没什么外国人，但是制作者还是进行了国际化的努力。开幕时，在舞台的大纱屏上打上了巨大的红旗投影，上书中英双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Grand Nationalist Opera：White-haired Girl”。Nationalist 是“民族主义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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