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是否有界限？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1/22/cc22lianqingchuan/
选稿：霏雪，2012.11.
11月17日在北大百年讲堂里的一场昆曲演出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在多个场合中以昆曲专家出现的于丹被主办方邀请上台，不意尚未开口，就被观众哄下台去。此事引发了文化界中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牵扯出许多对立意见。
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彰显北大学生素质低，丢掉了兼容并包的传统；有些人却认为于丹谈心灵鸡汤，不配与昆曲大师同台，呼吁于丹反省。我觉得多数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实在是离题万里，走错方向。反倒是有一条评论我以为切中要害，不过却站错了位置：《北京晨报》就此事发表的一则评论中，引用了传媒人黄春景的话认为，被哄的是“思想自由”。（北京晨报报道链接）
问题其实应当是：把于丹哄下台，是不是一种表达？表达自由是否有界限？
于丹的成名，向来有着极大争议。她素有“学术超女”之称，被认为学术并不严谨，而只是利用了孔子、庄子、昆曲等等中华优秀文化讲心灵鸡汤而已。一位观看演出的北大学生就在微博中说“在一排镇国之宝面前，任何心灵鸡汤式的东西都是一种亵渎。”
应当说，这个世界上成名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有人板凳坐得十年冷，用扎实深厚的学术赢得了业界和公众的认可；有人耍花腔舞水袖，把学术当成了一种市场手段，不过挣得一时浮名，却盆满钵满。有审美得以成功的，也有审丑爆得大名的；有幕后推手的，也有自曝隐私的。中国著名的网络丑角芙蓉姐姐和凤姐，都依靠自爆隐私获得公众的注意力。不过，她们反倒坦然地接受公众对她们的质疑，甚至是臭鸡蛋。
更加本质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公众人物，公众对他们的表达是否需要讲究方法、谨守界限？用类似把于丹哄下台、向来人民大学演讲的云南宣传部长伍皓洒五毛钱，或是向发明防火墙的北邮校长方滨兴扔鞋这样的方法与方式，是否真像《北京晨报》那则评论所说的那样，伤害了思想自由？
就这件事情而言，主办方很难堪，表示不理解，向于丹道歉；于丹倒是很坦然，在微博上澄清说：“这次演出是面向社会的，不要误会了北大的同学们。其次大家虽然因为时间太晚喊了几句，但绝对没有不雅或过激的语言。”“我们都是爱昆曲的人，因为有爱，所以一切可以理解。”
这几句话真是有礼有节，既不辩白自我的角色，也不怪责起哄的观众，良好的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不过我觉得，她替北大学生辩护，反而画蛇添足。是北大的学生高过了社会观众的素质吗？还是她觉得社会观众搅浑了北大的水？这倒有把矛头引向社会，变相指责起哄观众之嫌。
在我看来，就像成名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表达的方式也有千千万万种。我曾经看见过美国NBC电视台的脱口秀主持人奥布莱恩(Conan O'Brian)采访名媛希尔顿(Paris Hilton)——简直是惨不忍睹：奥布莱恩几乎就一直在嘲笑希尔顿没文化、花瓶，而希尔顿却始终保持微笑，从容应答。她知道自己的市场在哪里，也知道在各种场合中受到奚落、嘲笑甚或是侮辱，乃是她市场行为中必须承受的一部分。
脱离开娱乐界而言，言论市场是具有极大竞争性的，甚至是对立的。的确，每一种言论都应当有表达的自由，而这些表达的自由应当受到保护、支持甚至是捍卫。然而，对等地讲，反对某种言论的表达自由，同样应当受到保护、支持甚至是捍卫。
只捍卫一种表达自由，而不捍卫另一种表达自由，其实就是对表达自由的扼杀。以素质、礼貌、传统等等借口对呛声的呛声，其实说白了，就是只维护某一种表达的自由。
诚然，也许大多数人的确期望所有的辩论和表达，都能够以文雅有礼的方式来进行，所有人都恪守君子之道。可惜，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而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又是多元化的，有的美好，有的不那么美好。所以，我们也只好接受并且维护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自由本身。就好像我们必须维护于丹以她自己的方式去宣讲孔子、庄子和昆曲的权利，尽管也许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很不喜欢她所表达的内容和方式。
表达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无界限的，只要它不是运用了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方式也不必要都是文雅有礼的，因为表达自由本身。
对于北大礼堂中出现的嘘声、哄声的各种反弹，其实只是对表达自由这种常识的不理解，或者是双重标准的理解而已：我们可以容忍对美国总统的嘘声和扔鞋，可以容忍对茅于轼的谩骂和攻击，我们甚至可以容忍韩德强掌掴老人，我们却无法容忍一些观众对于丹的嘘声。
这更加说明了，我们如何地需要没有界限，甚至有时是恶行恶相的表达自由。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1/08/cc08jiangfangzhou/
选稿：霏雪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调查，之后完成此书。
叙述以一条河流开头。道县人爱吃活鱼，商贩往往早早地就在穿城而过的河流旁边等待着捕鱼，1967年，鱼变得异常肥大，十几斤的大鱼经常会翻白浮在水面上，可没有人去打捞，因为这些鱼都是吃人肉胀死的。
这不禁让人想到小说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开头，他写道：“南京学校旁边的池塘里，水都变成黑红色，尸首在水上漂，鲤鱼和鲈鱼都变得异常肥大。”
两本书不同的是，南京学校旁边并没有池塘，这是哈金为了小说震撼的入场画面而杜撰的细节；而道县的那条河流，却是真实流淌着的，那些被鱼啃得乱七八糟的人的嘴，都曾真实地背诵过毛主席语录。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屠杀。五千也好，一万也好，这些听起来庞大的数字在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面前显得空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场灾难的可怖。
《血的神话》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时，《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为本书做序，他写道：“在《血的神话》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作者谭合成在1986年完成书的初稿，当时他任职《芙蓉》杂志编辑，得以接触到有关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此后，谭合成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了50万字的最终稿。
这场杀戮是如何开始的？
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说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被杀，由此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可作者谭合成的调查却发现，被杀的900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可几乎没有一个人反抗和为自己辩白。
当第一个无辜者被杀，剩下接二连三的残杀就显得那么顺畅，那么理所当然。人变得如鳄鱼，对血腥味异常敏感。书里写，道县大坪铺农场在周围地区都杀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一桩杀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开杀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终于等到了燃着的木柴。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
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让人觉得既突破了对人性想象力的极限，又觉得他们依稀仿佛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
对于屠杀，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人是怎样克服动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类被残杀而不心生恻隐？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里引用了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的结论，从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有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前一个条件是前提，后两个条件在《血的神话》中也能找到例证。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把生命之间的残害简化为行政命令，能有效的抑制道德愧疚。
另一方面，杀人者千方百计贬低受害者的人的特性，在语言上，用“反革命”、“黑五类”这样的称呼去代指，在行动上，用充满羞辱的审判把他们逼到微不足道、苟延残喘的境地。
杀人者虽众，可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却并不高。比令人骇人听闻的杀害更让人心寒的，是全局性的无所作为，受害人缄默不语，见证者也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 这让他们成为罪行的共犯。在整个道县地区的屠杀当中，不只没有成组织的反屠杀运动，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出超常道德勇气的人。
在和平年代谈论屠杀，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和不合时宜，但却是及时和必要的。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
我在美国出版电子书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1/19/cc19ebook/
选稿：霏雪
那天是周六，也是诺曼底登陆的D-Day，我的绘本小说《拍花子和俏女孩》登陆了iPad，在iBookstore上架售卖了。
如今在美国，像我这样动手干数码出版的人可是不少。你问十个人，八个人会说这辈子想自己出本书，这八个人里有一个也许已经动手。美国数码出版飞速增长，传统出版业江河日下，“代理人——出版社——实体书店”的商业模式处于历史转型中，数码书是明天。这让传统出版业越发心惊，车库玩手们（电子出版玩家的雅号）兴奋有加。
不过，谁的车库作坊像我那么大？
我们的团队包括：我本人，距离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了； 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同伙，他在一家动画公司做美术设计，是我大学校友；身边的一位同伙Lu，是一家远程技术公司电脑工程师。计划出版的这本小说《拍花子和俏女孩》是本自画绘本小说(graphic novel)， 有关我小时候逃学逛北京城寻找拐孩子的幽灵“拍花子”的故事。我画这本书画了好几年，几位美国著名代理人先后插手，这个叫我修英文，那个让我改大纲，修来改去，绘本小说的美国出版市场从超热变冰冷，代理人全躲了。不过，数码出版来了。
我曾经在中国想过自费出版不被官方审查的书，印了送朋友，但我从未想过自己做出版人。我也无法跟专业产品竞争读者眼球，比如大漫画公司Marvel漫画和 DC漫画都出现在平板电脑中，《蜘蛛侠》漫画的翻片技术让人瞠目结舌，看着酷毙，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达到人家的水准。但是我至少可以一试。
这本绘本小说先是传给中国上海一家开发苹果移动系统程序的公司。一个星期后，苹果方面发来反馈，说我的书内容属于iBook，让我换个地方再送并且换格式。我掏了99美元，得到一对古怪的英文：epub/ISBN。前一个不难猜是数码出版格式的意思，后一个算“国际书号”吧，出版作家我实在被惯坏了，从没留意自己的书扉页都有ISBN！买一个ISBN是125美金，250块美金可以买十个，我买了十个。并非贪便宜，我想做各种语言文本呢，就像电影全球同步上映，原谅我形容得有点夸张，数码出版时代的地球是平的，不同语言同时呈现空前便利。
之后做技术的同伙Lu开车跑来，捧着他的iPad兴奋地说，找到一个免费软件，能把PDF文件立马转成电子书！我赶紧把佛州同伙拉到视屏对话上两地一同观看，真是电子书！虽然页码颠倒，画面不够大，双页缩在一页里。我们立刻下载软件。
我们的车库制作开始了。
抢滩数码新潮
“翻片术”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我们试验了N百版，做出的书只能双页一起跳（左、右两连接呈现同一个内容，就是“双页”，杂志常使用这种编排；美国传统漫画也用这种页面设计来突出画面的冲击力），全张连页缩成一页豆腐块。我求助于大学师兄揭湘沅——当年我念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揭湘沅念舞美系，高我一届，文革后第一届考入大学，后在迪斯尼、福克斯做动画多年。隔行如隔山，他对epub——数码出版，也一无所知。
我可以花钱请公司做翻片术。做iPad绘本，专业公司要价550美金，做Kindle Fire要价1500美金。然而我们坚持自己动手，这也受了一个美国作家的启发。
这位作家名叫R. Scot Johns，写玄幻小说，自做数码书，放在网上自个儿卖，顺便分享自个儿琢磨出来的翻片术。无数的步骤，我瞧着比探戈舞步还眼晕。他下面读者栏里聚着一群自做数码书的人，摄影师、园艺家、画家……，看经历，猜年纪，全都中年往上，跟照片里的玄幻作家是同一代人。我看着有一种“镜中感”，自己出版数码书的美国人多是婴儿潮一代，而这些热烈讨论的人有谁知道，默默围观者揭师兄和我，则是中国上山下乡再留学洋插队的一代人。生命越往后，我们越珍惜新思维，以及新技术。
一个清早，我在乔治亚州写作，师兄揭湘沅在佛州应当是遛狗，他发来短信：“重大突破！”接着他传来刚做的书，用他家的狗的照片做演示，哇哈！这书能滑动翻片，还是全张连页！师兄在书里还为狗配了画外音，一按画面上的喇叭图标，鸡犬相闻呢。 师兄电话跟来说，半夜在玄幻作家讨论栏见一新帖提到这软件，说做的书技术标准够电子出版的。“不过，”师兄说：“这软件要花钱买。”“我掏！多少钱？” “贵啊，899。”难道比花钱请做书的专业公司做还要贵？！“……899，我不买衣裳不吃饭！”“899美分。”
买下软件，师兄把廉价软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还嫁接了其他软件，我们做出来的跟美国大漫画公司眼看一个水平了！ 我们重新申请苹果商店。虽说那款软件说保证过技术关，但必须苹果通过才算数，才敢继续往下干。我提供个人财务信息，我们一起等苹果的帐户审核。全无反馈。神秘苹果死寂。我们没有注意到当时CNN报道苹果遭黑客袭击。一星期过去了，我放弃了，准备投靠苹果指定的五家入门站。
就在这时苹果通知我过关！跟苹果签合同了，三十七页；传封面了，“尺寸不对”，又不让过关；再来！之后再确定在全球哪些国家卖，哦，美元换算欧元、加元、澳元，算钱算到手软。师兄用苹果电脑上传绘本书，同时他拿iPad 当Skype视屏，于是我在这边能看到他那边的前线动静。眼看着，我们的e书蓝条慢慢充盈；眼看着，我们过关了！眼看着，苹果告诉我们国际市场道路通畅了。然后是所有电子书商贩都经历的，我的书出现iBooks Store ！这辈子头一回我当了出版者。
我给功臣师兄写贺信：古登堡印刷术让《圣经》成为畅销书，才六百年，传统印刷业在整体完结中，而你我抢滩数码新潮！
师兄写回：读你的高论，感觉咱们就像恐龙讨论如何用太空技术来拯救地球的全球变暖。
很快，这个绘本书的英译者在伦敦看到书了。在中国上海的文学编辑也看到书了。然而，中国更多读者说什么都看不到！
中国是很特殊的
在中国的iPad上完全看不到我这本书！被“墙”封锁了？——这是中国那边朋友们的第一反应。
中国是很特殊的。
在中国出书除了要ISBN（国际书号），还要CIP（中国图书号）——价格一万到三万元人民币。这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出版社卖书号比出书更容易挣钱。不过，中国出版界资深人士袁敏跟我说，十年前一本书百万印数的辉煌再也没可能了，现在书起印两万册是高的，加印到五万册了不起，印数想象力极度萎缩，库存积压，大社积压资金高达几个亿，一道道辛苦劳作的书短命回收纸浆。网上售书互相低价竞争，实体书店在一家家倒闭，哀伤一次次在文人间徘徊。哀伤加郁闷，又能如何呢？
我不想在死路上呻吟。
但是，假如这书的故事来处——我的老北京和中国读者，连书的封面都看不到，我折腾半天就为外国读者？苹果号称全球市场，英语版发行十五个国家，再细看合同，所谓全球三十二个市场都在欧美国家，没有中国！（也没其他亚洲国家）。
之前我考虑到，iPad全球销售约1亿台，大多数用来看影视和玩游戏；假使其中万分之一读书，那我的书就可以卖出不少。尤其在中国，根据《财经》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iPad市场，自己舍不得消费的家长给孩子买，那正好用来看绘本书，家长舍得为孩子掏钱。但是，管钱包的家长们，我在中国那边的新浪微博好友，全都说根本看不到书！
新浪微博网友，深圳的“录音老康”截屏给我，屏幕一片空白，他分析是他的iPad没有绑定支付系统，并解码多次（好个中国特色！）。 网友、四川的甘云也看不到这书，她推理中国区与美国区不是一回事，iBooks没有进中国，分析头头是道，犹如女诸葛亮。甘云建议我像一些中文作家，书到香港出版，通过淘宝销往大陆。好个绕道思路。我的这本画书自有叛逆，但是要点不在尖锐，并且我一出手不是实体货，无法淘宝。
我们都深知，中国非美国，首先是不能自出版，虚拟大同世界有着生死明界。我看到中信出版公司，它的新媒体总编黄锫坚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连发文章，讨论几大平板电子书在中国遭遇的独特问题，相当有前沿实战感。这家出版社立体突围，空降苹果App Store开店“中信飞书”，它有中国支付方式，我也许可以与它合作绘本小说中文版？我传样品给黄锫坚，隔海讨论可能性 。我们的交流充满了数码出版术语，新媒介时代艺术工作者需要审美力和技术工匠力兼备。
我的美式数码制作故事并不是好莱坞大团圆的结局，我连续遭遇重挫。苹果拒绝中信出版社单送这本书，说苹果App Store不再欢迎单本图书的app，等到iBooks 进中国时候再申请。我又试着把“中文多媒体版”直接送iPad IBooks 店，就让“中文有声版”先去其他国家周游吧！但是，苹果立马给我发一张传票，说苹果虽支持三十二国语言，但是目前不支持中文。也不能说苹果就特别歧视中文，它目前不支持各种古典文字，从希伯来文到阿拉伯文到日文。我抗辩我的中文全部做成图像了！我的声音是MP3！ 苹果跟我玩“卡夫卡审判”，用同一套语词拒绝我的申诉，梦想者我实在天真啊，世界自由出版之日在美国也远没有到来！
就在我决心投诉时， 苹果宣布支持中文（还有日本和韩文），我的申诉立刻不存在了。我们赶紧又送。苹果答：你得用中文写简介。OK。我们再送，苹果答：你有竖版中文不成，要做高级版本。我们抗辩这不是竖版中文，这是画，完全是画，和英文版做法一样！我恳求苹果，请动用创作者有的一点点热心，请检查一下这本书的技术内容，请不要根本不看书就回答，这书是符合规格的，恳请合作，帮我，也是帮你们自己。我打电话给苹果客服，客服竟然回答：不知道自家苹果支持中文了，团队互相保密，客服经理还是看报纸才知道。
我们继续送。苹果再次拒绝。摆在我面前的，是苹果发来的电脑自动生成的一套禁令。
然而，“车库玩手”的经历格外美妙。我的团队人包括外援师兄揭湘沅都是远程协作；帮我出谋划策的新浪微博网友们我也从未谋面；就连帮我剪辑录音的中国南京音乐调频台主持人杨侃，也是新浪微博认识的，跟其他好友一样从未见过面。当中信遭遇苹果拒绝，总经理黄锫坚立刻把我的书直接送给对手“多看”数码公司副总裁胡晓东，因为“多看”不仅做iPad，还做谷歌平板，亚马逊平板，微软平板和手机版软件，也许我可以绕过苹果。另一位数码出版江湖名家，唐茶社总裁李如一也私信问能具体帮我什么，这些大侠都跟苹果过手，深有战练。正所谓：往来无白丁，尽是IT超人！
数码时代给出这多手段，带给我如此强大的“队友”，笨蛋如我也能干。新浪好友互相问，假使以后人手一台iPad，任人自己出版电子书，会怎样？ 那就是“1984”来了！
美国超能扳手遭遇中国制仿冒对手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2/11/12/c12wrench/
选稿：霏雪
去年圣诞节，超能扳手(Bionic Wrench)在西尔斯(Sears)的店中热卖，这款已申请专利的获奖工具上点缀着一道精巧的淡绿色条。而这个圣诞季，西尔斯特别推出了一款自己的扳手，颜色一如其自有品牌Craftsman，是红黑两色。
最近，一位顾客在见到Craftsman这款名为Max Axess的扳手后认为，它显然是个仿冒品，就连体验式包装都很像。马塞诸萨州一名已退休的工具发烧友达纳·克雷格(Dana Craig)回忆道，“我一看到它就说，‘这是超能扳手’，”他继续说，“这个工具很容易辨认。”随后，他向超能扳手的制造商举报了这个问题。
克雷格指出，这两个工具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超能扳手是在美国制造的，而Max Axess扳手则是中国制造的。西尔斯公司这种放弃在美国发明和生产工具，转而销售外国生产的相似产品的做法，已经给美国就业带来损失，也使其面临一场专利战。
超能扳手对抗Craftsman这个号称“美国最值得信赖的工具品牌”的故事，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依赖美国知识产权法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对普通人来说，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法庭大战难免会耗费时间而且费用高昂。
但超能扳手的发明者决意开战。这位发明人叫做丹·布朗(Dan Brown)，是芝加哥一位工业设计师，他在观察了儿子摆弄割草机之后想出了这个扳手的主意。布朗称，他相信Max Axess抄袭了自己的扳手，而且正准备起诉西尔斯公司，而西尔斯公司没有回答记者就本文提出的任何针对扳手的问题。
超能扳手的特征是它的握紧机制，由一圈金属爪组成，闭合时可以均衡用力抓住几乎所有的螺母或螺栓。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单反相机的快门。
自从西尔斯停止了新订单以后，宾州联合技术公司(Penn United Technologies)已被迫裁减了31名工人，这家生产超能扳手的宾夕法尼亚州公司的项目经理基斯·哈默(Keith Hammer)称。他还说，“这还不包括我们的供应商。”
布朗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他扳手的命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因为创新而得到工作机会，我们的处境就是个例子，”他说，“一旦有人拿到创新成果，他们就马上转向外包。我经历的这些，很多人都经历过很多次了，可是我们却不谈这个问题。”
要申请到布朗对扳手持有的这种专利，发明人通常会花1万美元（约合6.25万元人民币）到5万美元，亚特兰大凯拓国际律师事务所(Kilpatrick Townsend & Stockton)的专利专家约翰·S·普拉特(John S. Pratt)称。虽然他说自己不会对布朗可能进行的诉讼的是非作出评论，但在工具领域，侵犯专利权的案例特别麻烦，因为很多改进都是渐进式的，普拉特解释说。
在这种案子中，被告的辩护理由很可能是，这个工具本来就不应该受专利保护，或是他的产品没有侵犯专利权。
他表示，西尔斯公司在扳手设计上做的一些改动，会让案子变得更加棘手，比如把控制金属爪前后滑动的隐藏凹槽露出来。他说，“我很难想象，西尔斯公司不去特别小心地对待侵犯专利权的问题。所以这个案子可能还有另一种说辞。”
2005年，布朗在为扳手申请专利之后，成立了一家叫做LoggerHead工具公司的企业，将扳手推向市场，并有意识地在美国生产这款扳手。
超能扳手在贸易展销会和工业设计大赛中受到了热情的追捧，而且该公司也安然渡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布朗说，他拒绝了一些大型连锁店以其独有品牌销售这款扳手的请求，也拒绝了中国更低廉的制造成本的诱惑。他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这样做。”
单靠独立销售，它也卖得不错，LoggerHead已经售出了175万把这种扳手。现年56岁的布朗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工业设计，他说LoggerHead的运营费用低廉，而且他将大部分利润都重新投入公司。他说，“你不能有大办公室、开豪车，不能人人都配一个行政助理，因为我们是在和中国竞争。”
在制造业领域，前置时间可以决定价格高低。由于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从一开始，成本对于超能扳手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取了这样的标题：“获奖扳手会否因定价过高而滞销？”
布朗讲述了与西尔斯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他说，西尔斯连锁店很满意扳手的表现，同意下一张2012年的订单，而且生产时间充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紧接着，西尔斯公司与他接触的采购人员换人了，于是采购协议又陷入了新一轮拉扯之中。布朗说，父亲节的订单终于到来时，时间已经太晚，无法保证低价了。于是他拒绝了订单。
作为回应，西尔斯接受了更高的价格。然而布朗说，圣诞节假期的订单到来时，谈判又一次陷入僵持，再一次迫使LoggerHead推迟生产期限，以至于无法拿到最优的价格。
布朗说，“我们坐在那里想，‘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父亲节，可是却不肯承诺圣诞节订单呢？’ ”现在他相信，西尔斯已经下了Craftsman版本的订单。
布朗说，9月底，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LoggerHead公司收到了工具发烧友克雷格发来的“客户反馈”电子邮件，邮件中描述了新款的Max Axess扳手。克雷格写道，“很可惜，这些是中国生产的。请问LoggerHead是否授权过这些产品？”
Craftsman 过去就曾经受到过批评，曾经被指误导消费者，称其产品是在美国制造的，还曾被指窃取知识产权。其中一起诉讼是由西尔斯公司的员工彼得·M·罗伯茨 (Peter M. Roberts)发起的，而西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为自己辩护。罗伯茨作为西尔斯公司的年轻员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发明了一种套筒扳手。
罗伯茨对法庭说，西尔斯公司贬低了其发明的重要性，向他支付了1万美元购买他的知识产权，然后用这种扳手赚了数千万美元。新闻报道称，这宗案件最终庭外和解，罗伯茨获得了近1000万美元的补偿款。
最近发生的另一宗诉讼，也是由布朗的律师李·格罗斯曼(Lee Grossman)代理的。法官裁决，西尔斯应向一种名为Rotozip的工具的制造商，赔偿2500万美元。这家企业声称，为了让这种工具的新款产品进场销售，向西尔斯透露了商业秘密。
而陪审团认定，西尔斯公司则利用这些商业秘密，在海外为Craftsman品牌制造工具。
格罗斯曼说，“他们把LoggerHead赶走、把丹·布朗赶走，让数十名美国工人遭到解雇，这全都是为了西尔斯的利润。”
布朗说，LoggerHead提出的诉讼很可能还会指控西尔斯公司施加干涉，使该公司无法与其他商店进行交易。
“我支持自由贸易，”布朗说，“创新不够的人会赔钱。然而如果某些人参与竞争，但又不去加强创新，就会产生破坏性后果。他们只会换一个不同的市场去生产，不顾安全法规和人员的工作条件。”
编者评：在当下山寨产品泛滥成灾的局势下，侵犯他人专利的案例早已不在少数，而山寨产品却疯狂地抢占了一部分市场，这源于人们对廉价的山寨产品的热衷。很多人们在选择山寨产品时，并不过多的考虑产品的品牌、质量、售后服务等，只是一味的被低廉的价格所吸引，而保护专利权根本被抛之脑后。除此之外，甚至一些国内本土“大品牌”的产品，也摆脱不了粗制滥造、抄袭他人创意的道路。可以说中国人的“差不多”思想，和不追求精益求精是中国人的劣根之一。在这种蔚然成风的文化下，新一代的中国人只有完全摈弃它，才能完成民族的繁荣与富强使命。而写作也是如此，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这是中国当代文集的追求，也是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作者该选择的道路。
由强制拆迁到自主性坠亡
来源：新华网
选稿：小幽
针对网传河南省扶沟县一老人因抗议强征跳楼身亡，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该村民为“自主性坠亡”，坠楼原因系不满政府强征强拆，且补偿标准过低。
据了解，62岁的朱中洲是扶沟县练寺镇大蒲村人，在村里即将进行的大蒲新型社区建设中，家里的房屋和菜棚均面临拆除。因为对补偿标准不满，老人于8月22日前往镇政府找有关领导协商，随后在政府院内跳楼身亡。
练寺镇党政办公室主任李广德回忆，当天上午8时30分左右，朱中洲来到政府大院，提出即将被拆除的菜棚补偿太低，准备到楼上找有关领导反映。不久，一位镇政府司机发现老人满身是血躺在地上，随后送往县医院紧急抢救，并在当天晚上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朱中洲的儿子朱东庆介绍，由于父亲是独自一人前往镇政府，事发时家人并不知情，等接到电话通知，老人已经被送进了医院。
扶沟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韩富中告诉记者，经过警方勘查和法医鉴定，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朱中洲系当天9时前后从3楼自主性坠落，并导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练寺镇人大副主席刘金波介绍，因为事件发生在镇政府大院内，为此政府决定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老人最终于8月29日安葬。
刘金波拒绝透露补偿金额。但他承认，悲剧的发生给正在开展的拆迁工作敲了警钟，“说明我们还存在着沟通不到位的地方，今后还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赢得群众对新村建设的认同。”与此同时，扶沟县有关方面也表态要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
扶沟县土地局耕地保护股股长王自勤介绍，练寺镇大蒲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属于河南省此前批准的95个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主要是通过建设新村让农民集中居住，拆除旧村并进行土地复垦和综合整治，最终达到节约和增加耕地的目的。这一过程不改变集体土地的性质
编者评：虽然在当代的中国，看似比以前的政治经济文明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人们真的幸福吗？因为强制拆迁而导致老人无法活在世上，这错究竟在谁。说要建设和谐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而面对于这些改革，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民又是否真正的得到平等与自由，放眼望去，这几年来，因为强制拆迁而丧失的人命还少吗？说要实施强制拆迁法，而这些逼死老人的那些人，又会真正的受到制裁吗？
近距离管窥十八大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1/10/c10tatlow/
选稿：霏雪
北京——周四早晨7点，北京的天空柔和湛蓝，82路公交车辘辘驶过天安门广场，车窗都被胶带封了起来。这个位于北京中心的宽阔广场已被封锁，禁止民众进入，只有身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和嗅探犬到处徘徊。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名安保人员正在用炸弹探测仪器对一个应急担架进行检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午 9点在这里开幕，中共选派2270名党员代表中国的8300万党员参加大会，其中有两名代表已经去世，与会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为97岁。没人可以对死亡掉以轻心，不论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
就像我的同事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写的那样，欢迎你在十八大开幕的清晨来到北京。这一次中共高层会议将于下周任命中国未来十年的新领导人。
毫无疑问，这不是美国式选举， 更像是一个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挑选过程。愿意跟踪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可以去这个政府网站上看看。
在大会堂内部，中外记者被引领至楼厅，但却不准坐在前两排，因为那里已经坐满了身着黑色西装的安全人员，他们全程将手放在大腿上，一副高度警惕的姿势。我们从自己所在的位置看到，前任主席江泽民和现任主席胡锦涛在9点过几分的时候准时走上了以红黄两色花彩装饰的主席台。
我们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无处不在的红毯子更是让大会堂红光灿灿——红色是代表共产主义的颜色。主席台后有雕刻的红色“幕布”，还有巨大的锤子和镰刀，一同构成了主席台的背景。许多男性代表都系着红色的领带。
会场犹如剧场一般：20几名添茶倒水的年轻女服务员身穿曲线毕露的紧身服装在主席台贵宾席位之间穿梭，就连她们也像是参加奥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的运动员。
然后就是请大家起立，我们照做了：低下头，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已故共产党伟人默哀。与会代表还唱了国歌。
胡锦涛走上讲台， 宣读了缩减版的工作报告，大约讲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这份报告总结了他担任主席十年间的政绩，题目乏味冗长：《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正如报告题目所说，报告提到了共产党的所有主要思想，充满了共产党特色的术语。
胡锦涛表示，我们必须坚持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他不时提高声音，并且大声强调，“我们必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事实上，要说有哪个词非常突出的话，那就是“坚持”。
所有事情都需要坚持，从坚持党的领导、发展经济到实现民族复兴。胡锦涛特意补充说，我们必须“坚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胡锦涛表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不过，似乎是为了响应社会上和党内要求变革的呼声，胡锦涛呼吁加强权力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他警告说，腐败问题不容易解决。
然后，大会突然结束了。我们涌出了大会堂。极少数代表也冒险走出了大会堂，随即被大群记者包围。记者们都渴望听到一点儿新鲜的东西，听到一点儿带有自发性的言论。
35岁的广东省代表赵广军就是其中之一。
党内高层正在争夺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会的席位，广东省委书记、改革派人士汪洋最近强烈呼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如何看待汪洋进入常委会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好，但目前的猜测是，汪洋不会进入常委会。
代表们无法自主选择新的政治局委员。与此相反，他们将在下周例行公事地通过领导班子名单，这份名单是高层领导经过长时间的幕后谈判拟定的。
赵广军说， “哈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大啦”，他突然表现得很紧张，然后含含糊糊地补充说，“但我真的欢迎你们亲自到广东来看看我们所做的事情”。
听起来，他几乎是在说，“我希望他能进。”
被老师扇数十耳光
来源：http://www.he-nan.com/show-109134.html
选稿：小幽
韩师傅的女人今年5岁，在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上学，就是上图的小女孩，从监控当中我们看到被打的孩子并不是韩师傅家一个，而在这段间当中一共有四个孩子都被这个老师不同程度的殴打。
网络图片
据韩师傅描述：从四点到四点半，打了我家姑娘有七十下。打了差不多七十下脸，还有屁股上踢了两脚，这是打我家孩子。还有个打了四十几下，四十三下，还有一个打了四下，还有一个打了二十七下。
孩子被老师这样的扇来扇去，我想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孩子们到底犯了怎样的错误，老师又为什么对孩子下如此的狠手。
而韩师傅的回答是：老师是因为孩子十加一孩子就不会，个位数加她就会，就因为这个打的孩子，第一次不会，老师教了我家姑娘以后，我家姑娘说刘老师我还不会，不会拿上本子冲脸上就是一下。
针对此事，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的回应是：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咱们第一时间就把老师辞退了，当时事情没有处理完，我们没有让她走，但是肯定是从咱们幼儿园开除了
另据生活晨报报道，近年来，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事件在全国屡屡发生。10月15日，太原市一所无证幼儿园——蓝天幼儿园一老师狂扇幼儿耳光引起不小反响。10月22日，太原市拿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并开始对全市所有无证幼儿园进行全面摸底
6次停办通知被主办者无视
针对蓝天幼儿园的情况，太原市决定取缔该幼儿园，明确事件责任，妥善分流被取缔幼儿园的幼儿。经调查，蓝天幼儿园是迎泽辖区一所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审批、非法举办的幼儿园。该幼儿园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南海街附近一居民楼一层，举办者为李春华。园内共有教学班3个，幼儿43名，教职工7名（园长1人、教师5 人、厨师1人）。
该园曾向迎泽区教育局提出办园申请，但因无消防安全证，且户外活动面积未达标，办园资格未获批准。两年时间内，迎泽区教育局曾经6次下发停办通知，但举办者在未经任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拆封条，重新开园。最后招收了43名幼儿，直到这出悲剧发生。
针对此次事件，太原市副市长陈河才要求，迎泽区政府要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取缔蓝天幼儿园；迅速调集力量，明确事件责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好家长与幼儿园的纠纷，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抚工作；组织联合执法队伍，对辖区内所有无证幼儿园进行排查，坚决取缔存在严重问题的幼儿园，妥善分流被取缔幼儿园的幼儿。一个月摸清全市无证幼儿园“孩子再有什么错，也不能这样打孩子！”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树红对记者说，“这样的老师让太原市的教育工作蒙羞。”太原市教育局学前处处长田小真告诉记者：“2011年11月底前，太原市有无证幼儿园200多所，但是这个数字一直在变，现在到底有多少，还需要各城区细致核实。”
太原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城区教育行政部门从10月22日到11月22日，对本辖区的无证幼儿园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摸底，不能漏掉一个无证幼儿园，对这些园的场地、房屋、人员、设施等情况逐一登记，并对这些幼儿园进行梳理。此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清理整顿。各县市区将公布达标幼儿园，对不达标无证幼儿园通过媒体公开曝光，直至取缔。要关停无证园必须多方执法
无证幼儿园管理难的根本原因是公办幼儿园少，一些家长只能是把孩子送到无证的幼儿园，再加上这些幼儿园收费便宜，还有些家长图方便把孩子送进去。“从这件事情看，教育行政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已经都做了，可是最后没有取缔，发生了悲剧。没有取缔彻底有客观原因，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强制关闭的职权，简单的一纸教育行政部门整改通知书显得苍白无力，必须联合其他部门联合行动才能完成，这的确是事实。”“我们在管理上有漏洞，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近期，对全体幼儿园园长、幼儿教师进行一次集中学习，提高幼儿园教职工职业道德素养。”王树红强调，对于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教师绝不姑息，绝不迁就，发现一起严肃处理。 “教师对孩子造成伤害，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追究。”
编者评：教师是一个多么高尚的职业，而这位老师却可以做出如此恶劣的行为。面对仅仅5岁的女童，竟然采取打骂的行为使其学会如何去做数学题。孩子还小，面对这样的打骂无非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沉痛的打击与伤害，而这些所造成的伤害将是这位“教师”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我们在谴责的这种“教师”的同时，也希望教育部门对此事表示重视，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活在“暴力教育”之下，孩子们一双双盈眶的泪眼。
中国食品在欧洲遭遇四面楚歌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24/c24food/
选稿：霏雪
塞浦路斯的检查员在冷冻鱿鱼中检查出了砒霜。意大利人在通心粉中发现了蛆。运往丹麦的南瓜籽中混有玻璃碎片，而由于伪造文件问题，西班牙监管方拦下一批冷冻鸭肉。中国向欧洲的食品出口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一年。但至少德国的孩子又能吃来自中国的草莓了。
最近，德国柏林和其他四个州数百所学校的1.1万名学生出现食物中毒。进口自中国的冷冻草莓引发了这场诺瓦克病毒的大爆发，食用者出现严重的腹泻和呕吐症状，30人被送进医院。但不久德国卫生部门就解除了警报。
经过调查，德国消费者保护机构发现这场病毒爆发都和同一批草莓有关。德国东部学校的餐厅受到了主要影响，而原因可能是专业厨房不恰当的食物加工方式。
该机构关于草莓的声明并没有指明产品来源国，但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办公室(Federal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ood Safety)的一名发言人对《食品生产日报》(Food Production Daily)表示，这些草莓“均来自中国进口的同一批货物”。
食物受污染的丑闻已成中国消费者的心头之患，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经常光顾食品商店和市场，尤其是那些靠近边境的店面，抢购他们认为更为安全的商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婴儿配方食品和奶粉。这些大陆游客购起物来疯狂而高效，以至于香港当地人嘲弄地将他们称为“蝗虫”。
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诸多事件制造了一系列最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但中国绝不是这方面唯一的肇事者。今年夏天，欧洲开展的食品安全检查中，仅仅一周就有几十批次的货物被收缴或者退回。其中包括意大利蛤蜊（大肠杆菌）、印度乌贼鱼（镉）、厄瓜多尔金枪鱼（又是镉）、挪威青花鱼（寄生虫）以及土耳其无花果（黄曲毒素）。
同一周，法国检察人员还销毁了一批从斯里兰卡运来的，杀虫剂含量很高的咖喱。德国检察人员发现了一批墨西哥产蜂蜜，其中含有已经禁止使用的磺胺类化合物。这种物质过去用来治疗淋病，现在用作兽药。
作家与现实政治
选稿：婉兮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0/23/cc23moyan/
10月11日，瑞典方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我在自己主编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同济大学文学教授张生的专栏文章。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做访问学者的张生也是国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强烈希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赢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立场，并对村上近日就中日钓鱼岛冲突所发表的“领土争端劣酒论”表示了赞赏。
说实在的，在当下这种只讲你我、不论是非的紧张的舆论空气之下，我有些担心文章见报后我们与作者一同被贴上“文化汉奸”的恶毒标签。在那篇文章里，张生几乎一边倒地赞美了村上，而对同为竞争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只字未提。这是不是相当于在“保钓爱国者”们决心誓死“抵制日货”的时候，我们却在一边大声嚷嚷“日本制造”就是比“中国制造”强？
所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莫言获奖的消息当晚传遍国内后，就我所见，几无网络留言为中国文学在万里之遥的斯德哥尔摩国际文化舞台上力压日本文学而亢奋喝彩；相反，几乎所有争论都是指向一个焦点：诺贝尔奖应不应该授予莫言这样政治品格的作家？我对手下的责任编辑说：看来，在中国关心文学的人士当中，“民族主义”敌不过“普世价值”。
围绕莫言的争论几乎全部是沿着政治而非文学的维度展开的。
事实上，早在莫言被海外博彩公司预测有可能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争议就已经在微博上弥漫开来。以下这些事实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莫言不仅是共产党员、退役军人，还是官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也许还享受着副部级的特权）；莫言曾因为戴晴等几位中国异议作家的现身而公开抵制过法兰克福书展，他冷漠地拒绝了知识界要求其对另一位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的身陷囹圄发出呼吁的邀请（很凑巧，两人同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却欣然参与了“百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党献礼”的活动；此外，还有人晒出了他在一年前通过腾讯微博发表的疑似赞美重庆“唱红打黑”的打油诗……
在自由派立场人士看来，莫言是一位他们所不齿的体制的顺从合作者，甚至就是一体制中人。作为一个本该代表“人类良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不仅缺乏抗争的勇气，或者像村上春树那样“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就连“不主动作恶”的底线都没能守住。上海学者许纪霖在微博上的短评很具有典型性，他用“平庸的乡愿”来形容莫言所代表的“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以为，莫言获奖在内地知识界掀起如此巨大的争议，仿佛这是一件非但不值得自豪、反而还很可耻的事情，也许与诺贝尔奖授予者此前给国人树立的独特心理标杆有关——如果不算上年代久远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最近20多年来，与中国有关的几位诺奖获得者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不知道该不该再加上身份难以归类的李远哲），不是持异见的流亡者，就是持异见的自我放逐者，或者干脆就是持异见的抗议分子。一旦用刘晓波这把尺子去丈量，那么当今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经受得住，包括莫言的批评者。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莫言的获奖，令一直以来早就视瑞典和挪威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同道中人”的中国国内的体制批评者们产生了一种遭到背叛的巨大失落感。许多人批评瑞典的评选委员会已经“堕落”，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贬值”；而一部分阴谋论者甚至怀疑这是瑞典政府为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作出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和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时中国官方的反应有得一比。外交部发言人当时称：那是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在政治上攻击中国，“这个奖项已丧失其权威和声望”。此后，中国对挪威政府一直爱理不理。
而在这场争论的另一端，许多莫言的辩护者连日来忙于教导那些非专业读者：莫言小说达到了多么高的文学成就，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享有多么崇高的专业地位，在国际上赢得了多么多的翻译、阅读和好评……他们尤其要求那些很少或从未认真阅读过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们停止“政治挂帅”的道德攻讦，将重点放在对莫言的具体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上。
换句话说，他们并非不允许人们批评这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是希望对莫言进行专业的“文学批评”，而非空泛的“政治批判”。因为在他们眼里，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将文学政治化是他们所反感和反对的。瑞典文学院有关人士在回应媒体质疑时也坚称，这是一个文学奖项，评奖依据的只是文学成就，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瑞典文学院也并不在乎作家的政治观点。
上海年轻学者张闳的微博发言精彩绝伦地概括了这个“文学非政治化”阵营的意见：“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
那么，文学（或者作家）与政治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真的分得开吗？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为莫言辩护的评论都将重点放在了莫言小说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上。他们恰如其分地指出，莫言绝不是政府的辩护者，更不是党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文革到计划生育等许多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主题，其社会批判性几乎无所不在。不仅如此，莫言的一部分作品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批评，其中有些曾因内容“挑衅和低俗”而被禁售。例如，创作于1988年、讲述农民以暴动反抗政府渎职贪腐的名作《天堂蒜苔之歌》，就因官方最初认为它过于尖刻讽刺而未批准在中国内地出版，台湾版面市以后很久才终获在大陆出版的机会。
还有人无奈但又不无道理地说，要求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像廖亦武那样，既不现实也无益处。中国言论空间的边界恰恰需要像莫言这样懂得灵活妥协的知识分子不断往外拓展。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辩护辞不仅没有将莫言的文学从政治口水中拯救出来，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涂在文学身上的那层政治油彩。事实上，声称“只依据文学成就”评奖的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却称，他的许多作品“曾经被判定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尖锐地批评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此，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德(Peter Englund)还详加解释：“你翻开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激进言论。但是，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
如此说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重要理由岂不正是由于政治——他的作品“对共产党精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莫言自己稍后在面对媒体时所发表的一番说辞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和令人失望。当他宣称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的时候，仿佛是附和了文学应当与政治分开的理想；但当他坦陈自己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反击他的批评者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的时候，似乎又是想提醒人们，自己的政治品德绝不像批评者们描述得那么低下；而当他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出版空间的进步辩护，并表示自己至今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的时候，表现得又像一个称职且与时俱进的作协官员……
这些剖白可能都是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事实的一个部分，但它们堆在一起，逻辑上就多少显得有些纠结和气短。即便算不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至少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但这恰恰反应出政治在当下中国对文学的无处不在的影响。
当然，至今仍奉“延安讲话”为圭臬的中国最高文化管理当局并不会为此尴尬别扭，对他们来说，文学理所当然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因此，与之前的刘晓波获奖后的反应截然不同，莫言的获奖在第一时间便得到各界的广泛庆祝。莫言的同事、中国作协的另一名副主席何建明对新华社说，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当代作家的喜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而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认可，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力增长的自然体现。
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理想的文化传统中，在一个从小被教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社会里，期待文学与政治完全分离是多么不现实的奢望！
莫言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和辩护者们争论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文学究竟应当为现实政治鼓与呼，还是去批判现实政治？在那些认为莫言不配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的批评者眼里，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那么怎能指望他写出完美无瑕的文章呢？古人云，“立德”须先于“立言”和“立功”。而在那些认为莫言获奖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的辩护者看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境况再次印证了当代最具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美国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中文译名亦称詹明信）的一句名言：“第三世界文学永远都是民族寓言。”
事实上，自萨特、加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经常引发巨大争议，正是因为它的判断标准常常赤裸裸地呈现政治化面目。而在中国，这就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最初曾激烈抨击莫言的获奖，但当他听到莫言在得奖后公开表态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并得以自由地探究他想要探究的那些问题”后，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批评，转而欣然表示“欢迎莫言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企盼诺贝尔奖能够激发更多国人的勇气……在这里，艾未未已经完全把文学奖当成了人权奖，把小说看成了檄文。
有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文学是“人学”。的确，文学所呈现的是人的境遇和人性本质，而人类生活从来都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因此，那些简单地认为文学可以与政治分家的人实际上是在幻想李白、杜甫不是生活在中国唐朝的现实社会中，而是生活在并不存在的诗性真空里。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或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真正的文学却完全可以从特定时空中抽离出来，因为它的力量可以穿透那些纷繁的社会故事而直达人性。假如我们认同艾未未这样的“政治挂帅”论者，那么恐怕就不得不承认，李白、杜甫的全部价值都只存在于他们写给朝廷的奏章里。
至于每一个生活于现实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中的真实的、具体的个人，都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是“专业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就必须恪守一定的政治和道德底线，其社会地位越高，这条底线也就越高。不止作家这一比较特殊的职业，其他专业领域里的权威和明星也都如此。而一个杰出的专业人则需要展现出杰出的专业天赋。“政治挂帅”论者取消了专业分工，却将社会底线无限拔高；“文学与政治无关”论者则干脆以“专业”取消了“人”。
我们甚至不必扯得那么远，只要对比一下同属汉语文学阅读圈内的台湾和港澳舆论对莫言获奖相对单纯的反响，就明白：尽管莫言小说里那些残酷的政治现实在港台读者的视线里并没有丝毫改变，但转换语境，莫言其人同其作品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莫言笔下的中国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10/16/c16lovell/
选稿：霏雪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写道，文学奖项“如果你能得到是好事。”中国的当权者们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远没有这样从容。
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融入国际社会，自那时起，中国政府一直渴望诺贝尔文学奖能被授予一名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取得成功的中国公民，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现代强国的证明。中国对诺贝尔奖的长期以来的羡慕，使该奖变为集体功劳的象征，而不是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理论上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在周四颁发给莫言应该可以终止中国的诺贝尔情结了。莫言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官方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即刻向莫言表示祝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断其正常节目，插播莫言获奖的特别消息
和之前的中国血统人士诺奖得主所引发的反响相比，这次有显著不同。流亡海外的作家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北京谴责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出于“政治目的”颁奖。当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外交部把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描绘为对该奖的“亵渎”。刘晓波因为从事支持民主的活动被判刑11年，至今仍被监禁。
然而，尽管官方为此欢呼，莫言获奖也引发了政治争议。中国异见人士对此表示不满，用艾未未的话说，莫言获奖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因为莫言向政治体制妥协，并在刘晓波受监禁一事上保持沉默。批评家还提及，莫言在今年早些时候和其他作家一起抄写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方针的原始文本——以作为《讲话》的特别纪念版。一名愤怒的网民则直接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对着莫言照片竖中指的图片。
莫言的中国攻击者（那些生活在专制审查的日常现实中的人）有理由作出批判。近年来，莫言一直在设法躲避政治争议。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 (Frankfurt Book Fair)上，中国成为“市场焦点”，而莫言则允许自己出任中国官方代表团不得罪人的名义上的文学领袖。和代表团里的其他人一起，他尽职尽责地抵制了有流亡中国作家参与的活动。出席今年4月举行的伦敦书展(London Book Fair)时，他同样地照本宣科。据传言，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收到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列出不能和外国媒体讨论的禁忌话题——最为突出的是对薄熙来的整肃，薄家的丑闻正是在书展期间爆发的。
然而，如果在远处观望这些争议的西方人，把莫言看做文学傀儡而认为他不值得一提，或认为他所著的几本有关1949年后的中国的历史小说只呈现一个经过官方过滤的中国及其近况，那是他们不肯动脑子。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版《天堂蒜苔之歌》以来，莫言的小说一直寻求暴露共产党统治下盛行的残暴、贪婪和腐败。
例如，以虚构的、与书名相同的中国省份为背景的《酒国》（1992年出版）一书，是对中国新兴市场经济的精神空虚的辛辣讽刺。莫言的小说可能写作技巧不够完美，也没有向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禁区开刀，包括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或中共领导人及体制对中国很多政治不平等现象应担负的责任。但他叙述的怪异场景所表达的，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尖刻洞察，而且，通过合乎逻辑的延伸，也是对该体制设计者的尖刻洞察。尽管他对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现状很少直接批判，但他作品的评判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理解莫言本人及其小说关于今日中国告诉了我们什么，而不是谴责莫言在政治上的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该体制的懦弱让步者和英勇抵抗的异见者之间的善恶之争（尽管中国不缺勇气非凡、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个人），而是一个各种声音都力争在政治允许的范畴里生存的现实，这个范畴有时意外地大；一些作家（包括莫言在内）不时外推其边缘。
莫言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应批评者时，也间接提到了这一模棱两可的现实：“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
莫言是一个一面和当局者公开游戏、一面为自己保留了创作空间的作家，这使他能够向同一当局提出间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莫言的攻击似乎打破了他对政治的惯有沉默。获奖之后，莫言曾公开表示自己希望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预示着其得主将迎来更有意思的时代。
编者评：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中国人都沸腾了，因为那一刻终于圆了中国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可是，没有对莫言的创作做出任何影响的我们，真的有资格享受这样的荣誉吗？答案是没有的，诺贝尔文学奖仅是对作家的创造力及其作品的肯定。然而在莫言的背后，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风险与压力。对于任何人来说，言论及创作自由是应该被保障的，更何况身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莫言呢！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我们是可否对中国抱有战国时期齐国风貌的幻想？
丢掉电脑，甩掉男朋友上大学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education/2012/09/03/c03advice/
选稿：霏雪
上大学给了你一个机会去正视自己的缺点，这当中既包括你在走进这个社会时欠缺了什么，也包括你个人的缺陷。你要利用这段时间，尽可能去探寻自我。
你要上各种课程，然后再选定自己的专业。你应该尽可能尝试不同的社团和社会活动。既要结交家境远不如你的同学，也要结交出身比你优裕得多的同学。试试跟不同人种或信仰不同宗教的同学约会。用一个学期出国看看，或者存够了钱，去欧洲或亚洲背包旅游
在你的童年生活中必定存在某个缺口，填补上这个缺口。你不知道古典音乐为何物？这很糟糕。你不知道谁是Lady Gaga？这更要命。如果你是在一个温室里被人悉心呵护长大的，是时候走出来，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读大学还为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了解你不知道的自我。过去你没怎么担任过领导者的角色？你可以试着组建一个社团或乐队。
读大学时我做出的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从事各种探索与尝试。我原本主修的专业是戏剧，但在上了一门数学课后，我发觉自己原来很喜欢数学，也喜欢与做技术的人打交道。
我也磨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通过管理一个数学社团、导演一场音乐剧，我学会了怎样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说服大家和我一起将设想变成现实。现在我打算在研究所毕业后去创业。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正是组织一个小得不起眼的社团的经历让我发现，我是能够打理好一门生意的。
读大学时，尽可能尝试做各种事情。说不定哪件事就能成就你。
—蒂姆·诺维科夫(Tim Novikoff)，康奈尔大学(Cornell)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生
如果你正在花时间读这段建议，很有可能你已经具备了迎接大学教育的智力挑战所必需的品质——严谨求知的精神。我想要谈的这几点听来很寻常，但可以让你在适应大学生活时感觉轻松些：面对一系列变化，你一定会感觉目眩神迷，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耐心一点。
你要记得找些时间走出校园，离开沉重的功课和大学社交生活的陷阱。你可以去探寻下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见一见大学教授和同学以外的人。假如你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校园中，那么，来自一位偶尔不那么友善的教授的批评，或者与室友发生的冲突，很有可能会被你摆在一个过高的高度上。你的问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生活重心：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来，大学当然会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在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小说《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中，书中人物因为无法保持适度的“比例感”而感到困扰乃至痛苦不堪；普普通通的任务——对其中一个角色来说，是生活本身——被放大，难以应对。
我提到这一点，倒不是说假如你不听我的建议，处境就会变得一团糟，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达洛卫夫人》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诚意推荐你去读一读。
—威利·X·林(Willie X. Lin)，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艺术硕士项目创作班学生。
大学是探寻真理的地方。研究是一个需要通力合作的过程，所以科学家需要实验室助理，人文研究需要图书馆助理，而研究生需要获取各种帮助。一位好奇而又有能力的本科生总能找到研究助理的工作。
无论工作的领域和项目为何，帮助他们就是帮助你自己，你能从中得到的最显著的好处就是获得了新的技巧和难能可贵的经验。此外，你也能亲眼看到，研究者如何能通过正确的试验或分析方法，从纷繁的观察与想法中厘清现象间真正的联系，比如一个基因变异与一种疾病之间，或者金融工具和信贷可获量之间的联系。你可以通过一扇窗窥见广阔的科研界，你将能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更少从表面价值去判断是否接受某些主张，或许你还会发现自己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能完成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科研经历会让你明白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能更好地让你面对信息时代的生活。
—阿曼·辛格·吉尔(Aman Singh Gill)，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生态与进化系博士生
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了学生们的安全毯（security blanket，指会让婴幼儿获得安全感的柔软毯子）。你得让自己慢慢断奶了。
第一步是安排每天有几个小时完全不上网，同时关闭手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专注阅读，无论你读的是柏拉图(Plato)还是德里达(Derrida)论柏拉图。（还需要记住，如果你能先读一读柏拉图，再读德里达论柏拉图，一定会读出更多味道。）这样一来，人家想要联系上你也会更难，这无疑会给新朋友和熟人眼中的你平添几分神秘感和吸引力。
去教室时，把笔记本电脑留在宿舍。在课堂上，如果你花整节课的时间上脸书(Facebook)，这只会浪费你的时间和家长的金钱，既不尊重老师，也会干扰旁边想要专心听课的同学。
记笔记没必要用电脑——好的课堂笔记并不是做抄抄写写的功夫，别一个劲噼啪噼啪敲击键盘了……你是学生，不是法院书记官。同时，在参加研论会或进行讨论时，你得习惯坐在桌子前，身边是十几个跟你一样活生生的人、几本书和几个奇思妙想。说到底，今后你还有大半辈子能在参加会议时把脸藏在电脑后面。
—克里斯汀·斯莫尔伍德(Christine Smallwood)，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英语和美国文学系博士生
大学新生要承受难以想象的沉重压力，他们不仅想成功迈过这一年，还想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在走进校园，却仍不知道想主修什么专业，或者想做哪一行时，他们已经感到很难为情了。但是，你得接受这个事实：你并非全知全能，谁都办不到这一点。
上大学的头几个月，每个人都想结交朋友，但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那会儿，所有人真的都非常友善。为了讨好同学，你很可能会假装自己对很多事物拥有浓厚的兴趣与热诚。“你是半职业的哑剧演员？太酷了。你今晚打算去哪儿呢？”
好在大家不用一直这样下去。派对、课外活动、宿舍生活和各类课程都有助于你认识真正愿意倾谈的朋友，不过，前提是你别天天晚上宅在寝室里，跟高中时代相爱、现在留在老家或者上了另外一所大学的恋人煲着电话粥。更糟糕的情况是每隔几个礼拜你就要离开学校一次，跟恋人相聚。分手吧。
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因为反正你们都会在感恩节前后分手的。你们想要努力维系这段感情，但没过多久你们就会互相埋怨，控诉对方移情别恋，控诉对方没法“理解” 你们学校的情况，控诉对方拖了你的后腿，害你没法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比如时下正热的社交联谊活动。更要命的是别的同学也会欺负你，因为你老是不在场： “噢，没错，这个段子实在没法跟你解释。你知道吧，那是你离校的那个周末传开的。”
与高中恋人上了同一所大学，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难题。我自己深有体会。男朋友不喜欢我的新“舞台”，而我也始终心烦意乱，起初我是觉得我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太长了——后来又觉得太短。读大一的前两个月，我们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决定分手。
大一的这一年就这样继续，我们分别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生活重心也有了变化。到了第二年秋天，我们发觉成长的阵痛并未削弱存留在心中宝贵的情谊。于是我们复合了，一起度过了剩下的大学时光。但是，首先需要分手才能复合。
中国军队增强海空运输能力应对地区紧张加剧
http://ganzhi.china.com.cn/military/2012-10/16/content_26804213.htm
选稿：霏雪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0月15日报道】题：随着地区紧张加剧，中国增强运输能力
菲律宾和越南等对手对南海石油和渔业资源的争夺，促使中国通过新的运输机和登陆舰来增强空运和海运能力。
虽然这些装备的开发是考虑到与台湾可能爆发的冲突，但是中国目前正着眼于与日本在东海上的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即我黄岩岛）的摩擦以及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勘探活动。2006年台湾军方估计，人民解放军可以将5到6个师的部队运送到台湾。解放军海军的所有大型两栖运输舰以及大多数新的大型民用渡轮，都是在2006年后建造的。
中国海军刚刚启用了第三艘071型大型船坞登陆舰，可运送500到800名士兵以及15辆到20辆两栖装甲车。另外三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可能于近期建造完成。
国际评估和战略研究中心亚洲军事事务高级专家理查德·菲舍尔说：“4月份，中国军方透露了可能是新型直升机两栖船坞运输舰的型号。该舰与俄罗斯购买的法国‘西北风’级直升机船坞登陆舰极其类似。预计将为解放军海军制造3到6艘这样的军舰。”
中国的登陆舰包括1艘1400吨的中型登陆舰，可运送500名士兵和 9辆装甲车：11艘3400吨和12艘吨的坦克登陆舰，分别可运送250名士兵、10辆坦克和4艘车辆人员登陆艇；7艘3000吨的坦克登陆舰，可运送 200名士兵；3艘17000吨大型船坞登陆舰，可运送一个海军陆战队营——500到800名士兵、15辆到20辆两栖装甲车以及4艘登陆气垫船。中国还有500艘小型登陆艇，用于运送武器、物资和部队。
今年，中国还使用运载乘客和车辆的大型民用渡轮完成了数次演习。
菲舍尔说：“从两栖运送能力来说，民用大型渡轮编队的运送能力要比解放军的正规登陆舰多一到两倍。渡轮可快速装载，但需要占领可以发挥作用的港口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今年，中国已经展示了各种两栖海运方式。菲舍尔说，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证明了可将大量的渔船转变成一支“海上民兵部队”。4月，中国已经针对菲律宾采用了这种压制战术；7月在斯卡伯勒浅滩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本网注）亦分别使用；9月在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网注）针对日本所采用。
菲舍尔说：“有组织的渔船和小型货船的好处在于，一般来说这些船只会很分散，但能迅速集结成为有效的优势力量。对于争夺小岛的军事行动来说，10艘渔船、每艘配1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就可以赢得战斗乃至整个战争。”
中国还在增强其空运能力，新研制了4引擎的运9多用途飞机和4引擎的运-20重型运输机。根据俄罗斯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报道，运一9是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帮助下开发的，第一架原型机已在2011年升空。
中文军事博客上的新照片显示，运一9飞机已经进入空军部队服役。分析家将之与洛马公司的相比较，目前尚不清楚究竟制造了多少架。
运-9是运-8F-200商用运输机的升级版。运承担的任务包括运输、电子侦察、加油、空中预警、空中警戒与控制以及海上巡逻。新的运9飞机预计也将变成一个多用途平台。
根据2010年珠海航展上拿到的宣传册，运-9是一种中程中型运输机，配备了4台中国产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能运送16吨集装箱货物或20吨散货”。机上可安装106个座位或72副担架。它还能运送武装直升机之类的大型装备。
信中的内容是什么？
2012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举行了竞选造势活动，之后，奥巴马与选民见面中，接受了一位华人递交的致总统信函。这位华人说，她与奥巴马握手，同时用另一手递送信件，奥巴马接过信函，装进了自己的西裤口袋。许多人好奇，他们想知道信中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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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人们看到，那个女人的神情专注，充满了渴望与期待。
官方称：中国基本做到没有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
选稿：霏雪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1/12-28/3565068.shtml
据中新网2011年12月28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8日表示，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较为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8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报告中作如上表述。
袁贵仁在介绍该纲要颁布实施一年多来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时表示，加大对困难群体扶持力度。具体如下：
一是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
袁贵仁表示，扩大资助范围，从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覆盖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学生440万人，占在校生的22%。中职国家助学金覆盖学生的90%。
另外，增设新的项目，学前教育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由地方建立资助制度，对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资助，中央财政予以奖补。
与此同时，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每生每年1500元，惠及482万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0%。提高资助标准，2010、2011 年，两次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达到小学每生每天4元，初中每生每天5元。
2010年秋季学期起，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原来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3000元，国家助学贷款年发放人数和金额分别突破100万人和100亿元。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较为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袁贵仁如是说。
二是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袁贵仁指出，一年多来，认真落实“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011 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约79.2%，比2010年增长了12.7%。2010、2011年，中央财政共安排79.6亿元奖补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较好的地区。
三是切实关心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问题。
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宣传推广各地关爱留守儿童的好做法，构建政府、社区、学校、家庭多维联动的留守儿童教育与管理网络。
四是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
袁贵仁称，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2010、2011年，中央共安排41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建、改扩建特殊教育学校100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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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
中国当下真的基本没有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吗？当你看见许许多多孩子在上学的时间，在垃圾场、在田间、在忙农活时，你会告诉自己，他们都属于所谓的“基本”之外的孩子吗？ 而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据网友们表示，这样辍学在家的孩子还有许多。人人生来平等，或许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任何一个孩子学习的权力。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教育上加大扶持力度的同时，也需要对扶持资金的使用做好监管工作；另外，我们也在此呼吁广大爱心人士，为不能上学的孩子献上一份自己的爱心。同时，中国当代文集也将致力于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事业，为山区的孩子送上文集的爱心与支持！
中国，建设狂潮背后的危险游戏
选稿：婉兮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02/c02drago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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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汉的一片空地，开发商计划在此建造一座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大楼。中国武汉—— 七年内，人们期待已久的纽约市第二大道地铁线路支线将会建成，长约3.2公里；同一段时间里，拥有9百万人口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则计划新建一整套地铁系统，全程长约225公里。
铁系统还只是武汉市重点工程的一部分，该市市政工程总造价1200亿美元，要建设的项目包括两座新航站楼、一个新金融区、一个文化区、以及一条滨河步行街，步行街里的一座办公楼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一半。
武汉是中国第九大城市，目前全城已进入建设狂潮之中，虽然一队队洒水车不断给街道洒水，但全城依然尘雾弥漫。难怪新近晋升为市委书记的武汉市长被人们称为“满城挖”。
对于这个位于上海西边约684公里处的省会来说，这些计划似乎显得过于浪费。但这并不少见。中国共有几十个城市也在争相建设造价同样昂贵、同样野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有的还更甚于此，都为这个国家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
过去几年中，城市发展已经使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投入超过对外贸易，成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换句话说，地铁和摩天大楼正在取代出口家具和iPhone，成为中国国力的象征。
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些建设狂潮可能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当地政府为建设这些项目大举借贷，还通过巧妙地做账来掩盖借贷的实际数目。
专家认为，危险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很可能早已债台高筑，这些隐形债务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中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在上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审计署就地方政府借贷行为带来的危险发出了警告（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7月6日——编者注）。周二，穆迪投资事务所(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北京办公室发布报告称，国家审计署可能低估了地方政府贷款对中国各家银行造成的实际风险。
最近这些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稳定增长动力之一，因此一旦中国经济显著减缓，就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
过去十年中，在经济学家们努力解释中国崛起原因的同时，人们普遍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北京的技术官僚正在对混合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进行持续的巧妙微调。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做法经常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有出入。有些时候，中央政府自身的目标和政策也会相互抵触。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外界看到的更混乱，经济也更脆弱。
具体到武汉来说，仔细看一下这里的资金状况，可以发现武汉从国有银行贷的款已经高达几百亿美元。但这些贷款很少会直接贷给当地政府，借款方都是市政府下设的特殊投资公司，这些实体公司的债务从不会显示在武汉市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表上。
更危险的是，很多贷款的质押品都是价格虚高的当地土地，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将面临崩溃。过去十年中，武汉的地价增长了两倍。
在武汉市政府设立的独立投资公司当中，规模最大的是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设立该公司是为了给包括道路、桥梁和污水处理厂在内的一些建设项目融资，项目总值达数十亿美元 。
根据该市的记录，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员工1.6万名，下设25个分支机构，资产150亿美元，其中包括可能存在虚高成分的公司地价。然而，公司的负债是140亿美元左右，几乎与资产相当。
“武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欠债很多，”公司发言人孙正荣（音译）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这可能会引发潜在问题，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些调整。”他拒绝透露相关细节，并称这家国有企业的经济情况是“我们的核心机密”。
其他几十个城市也在效仿类似的危险举动：政府创建与自身账目无关的公司，让它们背负沉重的贷款，为的是建设一些面子工程。这些工程包括新地铁系统、高铁和奢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置中央政府控制过度支出的举措于不顾。
为了减少地方城市债务，中央政府早已禁止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给政府工程融资——对于美国城市来说，发行债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举措。近来，中央政府还严格限制国有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然而，通过建立账外投资公司，地方政府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中央政府的规定。
张东是武汉市政府顾问，同时也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金融学，他估计武汉市政府的常规预算只占基础设施支出的5%以下。“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账外的融资渠道，”他说。
这种做法对中央政府来说不是秘密，目前中央政府称，中国有1万多家这种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企业。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央政府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税入，地方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发展，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开发土地。
然而，这是个危险的游戏。瑞银(UBS)投资银行的最新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内，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可能会产生高达4600亿美元的坏账。这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比美国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虽然这听上去有点恐怖，但很多分析人士却认为不必惊慌：眼下中国还没有面临因经济崩溃引发银行危机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战略储备（其中大多数投在了美国政府债券上），与此同时，中国国有银行还持有13亿中国居民的大笔存款。
中国政府限制所有这些现金跨越国境的流入和流出，所以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实现全球化运行。
分析人士称，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给全国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中国如果不在增长方面投资，就必须花钱帮银行处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贷款，一些专家认为，到最后，中国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经济衰退。
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是信任
选稿：婉兮
来源：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9/13/c13friedman/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他们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他们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我想知道：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烟火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在想，中国现在缺失的是否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
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而如果中国想要继续提高该国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成为创新社会。
本周，有许多中国商人和投资者主动向我表达了这个观点，这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现在正处于旧社会结构和新体制之间的过渡阶段。旧社会结构是由村落和家庭组成，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任形式，新体制则建立在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之上。中国共产党摧毁了第一个社会结构，但他们却还没建立起第二个，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放弃共产党手中的大权。所以，中国存在巨大的信任亏空。
如果你想知道在中国稍微多推行一点信任机制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像我一样，花一天时间参加阿里巴巴网商年度大会(AliFest)，有几千名中国企业家参加年度大会，他们都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员。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表示，他们今年的销售量可能超过eBay和亚马逊 (Amazon.com)的销售总和。阿里巴巴能有如此成绩，部分是因为，它在中国国内建立了一个可信可靠的买卖双方市场，将消费者、发明家以及制造商会聚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些人都会觉得很难做交易。
阿里巴巴有三项主要业务，首先是淘宝和天猫，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上市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在网站购买或者出售商品——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在网上卖牙膏，到中国公司提供他们的工程技术。今年淘宝公司的商品买卖成交额有望达到1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成交。
第二个就是阿里巴巴网站，如果你想做能够播放《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橡胶凉鞋，你可以在阿里巴巴网站进行搜索，它将为你提供数十个中国鞋厂的链接，这些厂商会通过竞争来获得你这一单生意。
而阿里巴巴的第三项主要业务支付宝，则相当于中国的贝宝(PayPal)。比如，通过这项业务，中国偏僻地区的小型生产商家就能够把商品卖给一个上海顾客。买家会和阿里巴巴签订协议，把钱交给后者暂为保管，而只有当买家表示已收到自己订购的商品后，阿里巴巴才会把货款支付给卖家。看，这就是信任。这带来了何种影响？在中国，淘宝用户超过了5亿，而支付宝账户数量达到了6亿。
在杭州时，我拜访了骆云(Robert Luo)的工作室，骆云是杭州美胜经典工艺品有限公司(Classic-Maxim)的创始人和公司总裁，公司初创时，主要使用一些国外的设计，为宾馆进行较为低廉的墙面装饰。过去，骆云常常飞来飞去参加各种贸易展览会，竭力提高销售额，但在2006年，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他拿到了来自美国的一笔巨额订单，极大拓展了生意。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继续为其他人从事外包生意，转而雇佣中外艺术家，生产属于自己的原创设计产品。“现在，我们设计很多产品”——户外艺术产品、太阳能艺术产品——而且“我们还申请了很多美国专利”，他说。
这一切反映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如阿里巴巴的首席战略官曾鸣所表示的，阿里巴巴——该公司现在有650万家零售店，和2000万个生产厂商合作，每天为超过 1亿顾客服务——实际上在创造一种“虚拟的混合工业园和网上市场”，中国或者外国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创造、合作或者买卖商品与服务。
曾鸣预测，最终阿里巴巴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和Facebook、亚马逊(Amazon)、eBay、苹果、百度、Linkedin等商家联系在一起，创造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巨大的虚拟“全球商业网络”，个人及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和优势，买卖商品、设计和发明创造。
最终，曾鸣说道，在这个全球网络上，“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成功的方法。国家边界将不能为你提供保护。”
另外一个趋势则是，中国人将在这个网络上扮演重要角色。得益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性互信商业平台，中国新一代的创新者——雇佣成本低，却拥有高技术的人才——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已经见识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现在，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廉价天才。
这就是为什么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劳德(Hugh Lauder)在最近发表在Eurozine.com的一篇文章中说，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许多我们认为只能在西方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实现，不仅更为低廉，而且有时更为成功。”